可以说，汉密尔顿建议成立合众国银行，是他与杰斐逊之间由合作走向对立的转折点。到1792年，杰斐逊进一步认清了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年2月，他对华盛顿说，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鼓励了公民的投机行为，并且把他的毒素引进政府中来，“立法机关的某些成员，在审理这些法案期间，用债券营私舞弊以自肥，然后投票支持此法案，使其获得通过。于是从那时起”，就以他们的官职为诱饵，“建立和扩大这个体系”[②d]。同年5月，他又对华盛顿说：“这个体系成为腐化立法机关部分议员的有效手段，而这部分议员在投票中又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腐化集团决定了立法机关的意见，已表现出他们取消宪法加在全国立法机关的限制的意图……这个体系的最终目的便是把现在的共和主义政府形式变为君主制政府形式铺平道路。”[③d]由此可见，这时的杰斐逊已看出，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正在把美国从一个民主共和制变为一个以大财阀为支柱的、充满腐化的反民主的集权制国家。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有关财政政策上发生的分歧，绝非他们之间的个人之争，而是维护民主还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虽然1787年的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并于1789年按照这部宪法成立了联邦政府，但是这个联邦政府把美国“引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尚待解决。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斗争正是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展开的。汉密尔顿逆民主潮流而动，力图按他的既定方针把美国改变为财阀寡头专政的、集权的国家。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担心，汉密尔顿的意图一旦成为现实，美国人民在反英战争中经过流血争取到的民主成果将化为乌有。杰斐逊在给其密友肖特的信里就表达了这种担心：“可以预料，我们的共和国将与这位总统（指华盛顿--引者）同时死亡。”[④d]出于这种担心，杰斐逊在与汉密尔顿的斗争中，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纲领：美国应该本着1776年革命精神，捍卫联邦宪法，继续发扬民主，为民众谋利，把美国建成为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一纲领为共和党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共和党形成的群众基础
    共和党的产生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它首先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亦即两次“报刊论战”形成的。
    第一次论战是由《人权》一书引起的。1791年春，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与美国民主斗士托马斯·潘恩展开笔战，前者写了《对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一书，不遗余力攻击法国大革命；后者写了《人权》一书，热情颂扬法国大革命。杰斐逊站在潘恩一边，私下里说了一些同情法国大革命的话。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些言论被传了出去。众议院秘书贝克利拟在美国再版《人权》一书，他在把书交给出版商之前，将书借给了麦迪逊，后者又把书转借给杰斐逊。杰斐逊读毕之后，在交给出版商时随便附上了一张短笺，上面写了两句话：“我极高兴地看到它将再版，终于有人公开说话反对最近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异端了。”“无疑地我国公民将再一次团结在《常识》的旗帜下面。”不料，出版商事前没有征得杰斐逊的同意，就擅自把短笺上的两句话放在书的前言发表了。而且，出版商在前言中还加了一段赞颂杰斐逊的话：这里引证的杰斐逊的词句不仅对于潘恩是公道的，而且给杰斐逊也带来荣誉。因为它“使人们想到杰斐逊的共和主义的坚定性和民主主义的朴素性，而正是他的这种品性使得信奉人权的每一位朋友都亲近他”[①e]。《人权》一书于1791年5月在费城再版了。
    杰斐逊在短笺里所提到的“政治异端”，是指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保守思想。因此，亚当斯在读了《人权》的前言之后，气得暴跳如雷。他让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写文章攻击杰斐逊。约翰·昆西用“Publicola”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而引起了许多共和主义的拥护者的反击。双方一来一往，互相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91年仲夏，埃德蒙·伦道夫向杰斐逊报告说，“共和主义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有许多团体都聚集到这面旗帜下”[②e]。这样，杰斐逊就“突然作为共和主义的捍卫者被推到了公众而前”[③e]。
    第二场论战是由于创办《国民新闻》引发的。杰斐逊在就任国务卿后不久，已经觉察到临时首都笼罩着反民主的气氛。后来，他又从汉密尔顿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中看到美国的民主岌岌可危，而且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反民主思潮还有其喉舌--约翰·费诺主编的重要报纸《合众国新闻》。该报是一份“传播君主制、贵族制学说，排斥人民影响的托利党思想的报纸”（杰斐逊语）[①f]。为了抵制该报传播反民主思潮，杰斐逊和麦迪逊感到有必要创办一份从正面宣传民主思想的报纸。不过，这时他们还没有考虑要组织一个政党，或者创办一份党报[②f]。
    1791年10月末，在麦迪逊的努力下和杰斐逊的指导下，由民主诗人菲利普·弗列诺任主编的《国民新闻》第一期与读者见面了。之后，以麦迪逊为首的民主派积极为该报撰文，热情宣传民主思想。但是最能震撼读者的是主编弗列诺的文章。他的激进民主思想，辅之以他那犀利之笔，沉重地打击了反民主的人。他指名道姓地攻击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说他的偿债措施将造就出一个脑满肠肥的富人小集团，新生的一大群收税官也将加入这个小集团。弗列诺还攻击了汉密尔顿的银行政策，指出，“正如在偿还公债政策下面一样，我们看到5000万美元的想象中的资本，以国家资源为抵押措施，将流入富有的投机者腰包。所以依靠这种银行制度，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公债债权人变成了享有特权的法人团体。”在另一篇文章中，弗列诺又说，正当欧洲国家由于实行借债制度及永久性征税政策的结果，似乎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大动荡之际，“被少数人的贪婪和野心”所制定的这些措施包含了推翻人权的原则。我们共和国政府将“像影子一样消失，其存在的时期将是如此之短，以致几乎没有资格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③f]。弗列诺在无情地鞭挞汉密尔顿的同时，又极力颂扬杰斐逊，说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政治家和哲学家”，独力地同君主制和贵族制作战的“自由的巨人”[④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