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党核心小组形成之后,麦迪逊不得不为政党的产生辩护。1792年1月23日,他发表了篇题为《论政党》的文章,其中虽然承认政党的出现是坏事,但又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利益上的矛盾必然会推动政党的产生。他指出,政党之间的斗争起互相牵制的作用,因而可以促进对公众利益的维护[①i]。同年9月,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共和党和联邦党分别下了定义:联邦党是希望由少数人掌握政权,为富人谋利益,靠军事手段统治国家的政党;而共和党则是相信人民有自治能力,尊重人权,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党[②i]。 麦迪逊领导下的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并不是孤立的,它不但得到了杰斐逊的关心和指导,而且也和国会外的共和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共和党在1792年的国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就是广大公众支持的结果。这次选举是在反对汉密尔顿斗争愈趋尖锐的形势下进行的,也是对共和党的一次严峻考验,是它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杰斐逊非常关心这次选举的结果。他在给法国友人拉法耶特的信里写道:“进入我们立法机关的股票经纪人和国王的经纪人为数过多了。或者说,我们立法机关里有为数过多的人成为股票经纪人和国王的经纪人。但是,人民的声音开始喊出来了,而且多半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迫使他们离开国会议席。”[③i] 在1792年的选举中,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它散发的一份《告新泽西选民书》中说,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产生了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偿还公债和成立银行的政策,后果更为可怕。另一份传单写道:“在调查政府帐簿及档案时,如果发现你们的代表们是投机商,他们为了私利而投票通过了偿还公债的法案,并且把你们的财产及凭你们的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夺去,以供他们自己使用的话,无疑地你们将选举公正无私的绅士。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防止将来出现巨大灾难。”[④i]共和党人的这些宣传把国会里面的分歧和斗争公开给选民,迫使议员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面对选民表态:或者站在共和党一边,或者站在联邦党一边。选民也不会中立,他们或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或投联邦党候选人的票。由于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在竞选宣传中善于抓住汉密尔顿财政法案的要害,提出了与选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使选民的大多数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通过这次选举,共和党在民众中的印象加深了。 同一年,还举行了总统选举,华盛顿再度被推为候选人。由于他的声望,无人与之匹敌,因此副总统的职位成了角逐最为激烈的对象。杰斐逊希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当选为副总统,以便取代思想较保守的亚当斯。为了协调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麦迪逊进行了积极的活动。1792年9月末,他派贝克利前往纽约会见当地共和主义者首领伯尔上校。贝克利返回费城后向麦迪逊汇报说,伯尔上校向我们保证,他会高兴地支持把A先生(指亚当斯--引者注)赶下台,并且尽全力去帮助C先生(指克林顿)当选[①j]。在麦迪逊的推动和努力下,纽约、弗吉尼亚及全国各地的共和主义者首领,在提名克林顿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总统与副总统的竞选活动中实现了以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为领导的各州首领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得票55张,虽然落选,但是仅比当选的亚当斯差12张,二人悬殊并不大[②j]。而且,由于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使其议员在新一届国会里占多数。因此,通过1792年国会和总统选举,共和党不但从国会核心小组一跃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而且也成为与联邦党势均力敌的大党。 然而,到1792年底为止,共和党“尚未深入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去”[③j],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和英法战争爆发之后,才使它前进了一大步[④j]。1792年冬,从欧洲传来了法国人民把入侵的普鲁士军队逐出境外以及法国建立共和国的消息,1793年4月又传来了英法战争爆发的消息。这些消息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很快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及其追随者对法国革命又恨又怕,希望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联盟一举把法国革命扑灭;共和党人及广大人民则同情法国革命,对法国人民在反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把法国革命同美国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与法国反对英国的战争一样,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比起过去,有更多的群众被吸引到了政治运动中,并团结在共和党的旗帜下。像“民主协会”、“民主俱乐部”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到1794年底以前,这样的团体在全国不少于35个。它们主要由下层民众和中等阶级组成,同情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1794年1月,马萨诸塞“宪政协会”在其“发起书”中就宣称,全人类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⑤j]。诚然,这些民主团体在组织上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但它们已是国会外的一种“压力集团”(Pressnre groups),为共和党增添了力量[⑥j]。正如杰斐逊所说,英法战争“以一种单单靠我们国内的利益之争决不可能激起的热情,激发和推动了两党的发展”[⑦j]。 共和党和联邦党成为全国性的两大政党以后,对于推进美国的民主化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美国宪法为美国国家组织搭好了一个民主的“框架”,并借助三权分立原则和联邦制对联邦政府的权力作了有效的限制,从而保障了民主。但是它忽略了政府机构运作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按照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行政部门和立法、司法部门互相分立,相互制衡,以避免其中一个部门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用意甚好,但是问题在于它们中间缺少一个连结物,因而无法保证相互间工作上的协调,容易造成三权之间互相扯皮、推诿,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因此,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出现,不仅弥补了上述的不足,也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存在。比如,后来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他即以共和党领袖的身份,通过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特别是通过国会共和党领袖),实现了政府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政党在总统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保证了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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