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内，分别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但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本文试图就两国变革运动的社会背景、指导方针及其变革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其成败的原因。
    一、同一背景下的两种社会变革运动
    经过1848年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冲刷的欧洲，加速了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的步伐，使机器生产带来的大批优质廉价产品充斥市场，由英国开拓的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于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浪潮在西方各国兴起，如英国的国会改革，西、比、荷、瑞士等国的议会制度改革，美国对南部种植园经济制度的废除等。这些已建立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贵族地主联合专政的国家，通过改革，进一步扫清了封建势力，完善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如正在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沙皇俄国，虽封建农奴制发生了严重危机，但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反动势力，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被迫领导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经过改革，虽农奴制残余保存下来，但客观上却使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更顺利的发展。由上可见，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西方改革浪潮，已先后在一些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在近代世界已成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西方改革潮流也必然冲击着东方，尤其是已遭列强侵略、又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危机四伏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统治者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分别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
    这时，中国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后，加速了向半殖民地化的演变。欧美殖民主义者企图象奴役中国那样奴役日本，它们不仅想把日本变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还妄图把日本变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最早用逼签不平等条约打开日本大门的是美国。不久，英、俄、法、荷等国也接踵而至。他们分别利用强迫清政府、日本政府签订的南京、天津、北京条约和神奈、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严重侵犯两国主权的同时，掀起了商品倾销的狂潮，使中国的白银、日本的黄金大量外流，造成中、日财政枯竭，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加速了两国封建经济的解体。但在这个时期，两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被地主、贵族、皇室和封建领主占有。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地租、赋税以及高利贷的盘剥下，剥削量高达60-80%。这些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从而，使交织在一起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愈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西方改革潮流影响和农民起义冲击的中、日两国统治阶级内部都发生了分化。
    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带买办性的贵族官僚，深感闭关自守的老路已无法适应剧变的形势，必须探索新的出路。于是先后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引进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编练新式海陆军，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还创办了新式学校，并派遣留学生等，沸沸扬扬地搞起了“洋务运动”。他们的主观动机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富国强兵”的本领，以镇压农民起义，并防范外国的进一步侵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封建势力也发生了急剧分化，逐渐完成了由幕府制向天皇亲政的转变。在转化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生与发展，一些上层贵族，特别是西南诸藩的“大名”们纷纷经营手工工场，他们已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封建领主。于是这些“大名”与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新式地主以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结成了倒幕联盟，并利用了农民斗争的力量，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这就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从1868年开始的十几年内，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口号下大力学习西方，推行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创办了一大批官营和半官半民的工矿企业。
    总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生，既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又有着追求近代化的相似的变革内容，应该说它们同属于19世纪世界经济近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践的结果却完全不同，进而又决定了中、日民族近百年来的不同命运。其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应着重考察主持社会改革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及其制定的主要方针政策。
    二、面临同一课题的不同指导方针
    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形势来看，东方落后于西方。在这个特定时代，决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面临着一个共同课题--必须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呢？它们分别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脱亚入欧”的不同方针。这两种指导方针，虽有其共性，即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旧有封建制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一些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他们是清政府当权派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封建制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1〕， 即中国的封建体制及其政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野蛮落后的，必须全力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但是，洋务派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上却不同于闭目塞听的顽固派，尤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们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外国强兵利器， 百倍于中国”〔2〕，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当然，洋务派对学习西方的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继而创办军工企业自己制造，后来随着学习西方热潮的高涨和举办军事工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又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有在引进西方军工技术、设备的同时，大力举办民用企业，才能达到“稍分洋商之利”〔3〕的目的。显然，这种“竞争”、 进取的探索精神，是对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科学看成是“奇技淫巧”的否定，它无疑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世界的近代化潮流。但实践的结果，却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制定的错误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