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明治政府在改革初期，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如只重视“官营”企业，盲目引进等，使近代化经济建设一度陷入困境。但当权的维新派很快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感到发展近代工业只靠热情与政府单干不行，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于是他们调整了对农、工的发展方向：对农业技术的引进，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对工业技术的引进，以现有中小企业为基础，结合技术改造，首先发展轻纺业。这种务实态度确与中国洋务派有天渊之别。尤其因改革指导思想的不同，在制定发展国内近代企业的政策上差距更为明显：洋务派只许“扶植”官督商办企业，而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采取排斥、打击、勒索，甚至并吞的政策；日本明治政府却实行了“公平不偏，广泛保护”大中小企业的全面扶植政策。为了更快地发展民间资本，明治十三年还实施了向民间出售“官营”和“半官半民”企业的政策，〔7 〕从而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轨道，迅速地培植起一批大资产阶级，使他们与地主阶级共同成为大力支持政府的基础。
    综上所述，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的决策者都想达“富国强兵”的目的，都把发展近代工业作为学习西方的主体内容，但由于他们执行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效应：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从盲目引进开始，到战败丧权告终，使中国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并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越滑越远；以“脱亚入欧”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从改造封建专制政权开始，到“殖产兴业”国策的全面实施，使日本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进而决定了两国近百年来的不同遭遇。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2〕〔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卷一。
    〔3〕〔4〕〔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三，卷二四，卷七八。
    〔7〕[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强、李天工译《简明日本通史》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