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来说吧，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向坚持“本末论”。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文武制度是“本”，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科学技术是“末”，“本”与“末”的关系是“以末固本”，是取外之长技以治表。由此可见，洋务派确实无意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这才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实质和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
    既然洋务派的宗旨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去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洋务派的这个致命弱点，便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借维护封建制度，千方百计地抵制、反对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为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制造种种障碍；而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则打着“扶植”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招牌、并倚仗从清廷那里攫取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大其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以挤压、摧残中国近代企业。对此，洋务派虽有所警觉，认为中国已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4〕的情况下，“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5〕，必须采取应变措施--举办洋务， 但他们在错误的指导方针下，始终把办好洋务企业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扶植”和“帮助”，以致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其结局，只能是丧权辱国，受制于人。这充分说明，如果不改变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任何资本主义的改革都是徒劳的。因此，中华民族又失去了一次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腾飞的机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而日本明治维新则相反。它的“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他们从世界“变局”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在亚洲和世界就难以有一席之地。日本维新志士们在此种强烈紧迫感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以最大的决心首先完成了对封建幕府制的改造，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它尽管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革新派武士的力量却占了上风。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1868年到80年代的十几年中，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在不到半个世纪内，日本便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了200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征途， 使“脱亚入欧”的方针得以实现，成了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幸运！
    三、发展近代企业的不同措施
    洋务运动的目的既然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那么洋务派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就必然立足于保持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关系。因此，洋务派把西方近代企业引进中国时，也只能把它植根于封建的土壤之中。即使这样，也遇到了封建顽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摧残，再加上封建官吏经营管理不当，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
    那些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官僚，为了减少引进西方企业的种种困难和阻力，便以国家政权为杠杆（当然不可能充分利用），兴办了“官办”的军工企业和几乎清一色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前者是封建官僚控制的官营工业；后者是一种官商结合体，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建大吏的监督之下，以“官”总其大成，“官有权，商无权”。事实上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官”压“商”的一种手段。尽管洋务派对官督商办企业采取了一定的扶植政策，如贷款、缓息、减税等等，但这种扶植是有条件的，即该企业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如天津电报局一成立，就要它先发“官报”，后发“商报”，并在一定时期内“官报”免费，甚至不断地要求“报效”。由此可见，洋务官僚把对这些民用企业的“扶植”，是作为控制和勒索的一种凭借。
    洋务派之所以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另一企图，是为了利用其中的“商资”和限制商办企业民族资本的发展。早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就预料到，将来中国的富商大贾一定采用机器生产，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预见确实超过了他的同辈，但是，他既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又深感对其难以制约。因当时的清政府已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要引进西方企业，实在拿不出更多的“官办”资本。于是李鸿章便首创了“认商资以谋官利”的“官督商办”形式。这样，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属民族资本的“商资”部分，就可利用和控制了。
    但历史的发展，绝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洋务派开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时，中国“商办”企业的民族资本也应运而生。洋务派怎样对付已开始发展的民族资本呢？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利，把所谓“专利权”给了被其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后，李鸿章奏准10年之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但投产不久，因清花厂起火，厂货被焚，损失不下70余万两。此时，对局中官款的损失又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6〕，完全转嫁到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身上。 洋务官僚就这样用政权力量限制竞争、任意勒索，以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的明治维新则相反，它不仅有明确发展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有破除封建制度、发展保护民间资本的实际行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就发布了《五条御誓文》，提出了尊重“公议世论”、对外开放和“殖产兴业”的国策，并根据《誓文》精神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封建体制的措施，如废藩置县；禁止因世袭制而享受的免税特权；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改革地租；废除封建贸易关卡；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文明开化”运动，不仅旧习俗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而遭到排斥，还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学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儒教和神道而流行起来，天赋人权的思想得以提倡。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等方面，多方位地向封建制度进行了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