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摩洛哥经济的对外开放，始于19世纪70年代摩莱·哈桑素丹（1874-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位摩洛哥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者，从西方购进大批新式武器和装备，聘请欧洲军事顾问和专业技术人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他的改革已初步具有近代化特征，是近代亚非国家对外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最后一朵浪花。遗憾的是，摩洛哥的对外开放政策却终未象东方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使国家迈向近代化，跻进先进国家的行列，而是拐向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与同时期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命运相同，沦为了法国的“保护国”。这一悲剧性的后果发人深思。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探寻摩洛哥对外开放受挫的原因，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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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西方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社会内部的矛盾机制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诞生。可以说，西方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一种自然的生成。而摩洛哥恰恰相反。其近代化事业完全是在坚船利炮威胁下的被迫选择，是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提出的“密度论”①对我们很有启示。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全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均密度的大小，而不是由局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所决定的。从摩洛哥的情况看，早在欧洲资本主义渗透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时间并不比欧洲晚。16世纪著名地理学家阿菲利加利奥在游历摩洛哥后，曾对摩首都非斯的手工业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非斯出现了很多行业的手工作坊，各行业分区管理。在非斯的老城区，分有木匠、织工、鞋匠、商业等区，其中商业区还出现专门负责手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包买商，他们开了很多店铺②。虽然手工工场多如牛毛，但规模甚小，大多只两、三个学徒工，最多不过10人。到19世纪初，“仍有工匠使用着一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按照与他们祖先相同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③。另外，雇工的工资也很微薄，法国驻摩加多尔的领事曾提供过一个普通手工业者的收支情况，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只挣到一二个法郎，如果没有房子，每月还需支付三到四法郎的房租”④。可见，雇工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很难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这种缓慢发展的状况使摩洛哥商业领域始终没有出现勃兴的局面，商人资本自然也很难象欧洲先进国家那样，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与此同时，欧洲却出现了生产的飞跃，除开英国不说，法国在大革命前，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几百甚至上千人。那里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并以汹涌之势向外扩张。因此，摩洛哥社会内部新的阶级因素还未来得及在封建母胎中充分发展，就被外来力量无情地扼杀了。
    诚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断了摩洛哥近代阶级自然生长的过程，但也无法否认，它给摩洛哥传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促使封建体系迅速发生裂变，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沿海贸易的增长，同欧洲联系的扩大，刺激了一大批商人阶层的产生，他们是从事中间贸易的掮客、银钱兑换商、土地投机商等。正如摩洛哥历史学家让·布里尼翁所说：“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升，是19世纪摩洛哥社会演变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而这种上升同摩洛哥与欧洲的贸易开放是直接相连的”⑤。这也无疑为摩莱·哈桑素丹实施近代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生存土壤。然而，即便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引起的嬗变，也仅限于沿海城市地区，未能扩展开去。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对商品经济顽强的排斥力。尽管摩洛哥在16～17世纪曾出现过工商业的繁荣，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农牧业国家。在地理构造上，摩洛哥为长形狭窄地带，阿特拉斯山脉由西向东，横穿中部，使摩洛哥自然分成沿海平原区、山区和南部沙漠草原地带。在生产方式上，平原地区以商业和农业为主，山区是农牧业混合经济，而南部则以牧业为主。据19世纪中叶的人口统计，摩洛哥约400万到50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⑥。可见，农业是摩洛哥主要生产手段。从土地所有制看，摩洛哥存在的四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村社集体所有是“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⑦。在这种所有制下，土地占有相对稳定，劳动者不易与土地分离，而这恰恰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土地占有的稳定性使农村很难出现独立的手工业。除了城市中的行会手工业，大部分地区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村民既是农民又是手工业者，比如在“空闲时间干些灵巧活，如织布、制陶、制造武器、木器等”⑧。这些手工业品主要用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偶尔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换。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紧密，使封建母体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往往难于产生和发展。
    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与村社这一社会结构是浑然一体的，它使村社更具有封闭和孤立的特征。在摩洛哥里夫地区，这种社会结构就很有代表性：“它按家族支系划分，本质上是父系共同体。……每一个社会细胞有统一的土地、牲畜、树木”⑨。村社的政治组织类似贵族民主制，最高组织杰马（Jemaa）由村社家族的首领及有声望和地位的长老组成，决定村社一切大事。杰马的成员可以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政治形式加强了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村民对家族、村社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族长、部落酋长的号召力要远胜于皇帝对臣民的号召力。
    因此，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很难被外来因素所摧毁。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时谈到的，“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他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⑩。在摩洛哥，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与封闭落后的内地是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城市和部落间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随着沿海贸易的增加，原来一度繁荣的内陆城市日渐衰弱，使城市与农村的有限联系更加减少，相互孤立甚至对立，沿海一些城市修筑的防御工事通常不是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而是用来对付乡民。这种相互孤立、隔绝的局面，使商品经济很难深入内地，对整个社会形成穿透力和覆盖面，即使有受到冲击的地区，也仅限于沿海一隅。
    因此，在摩莱·哈桑素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南部草原和沙漠地区甚至还存在前封建经济。这就是说，从全国总的范围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均密度很小，实施近代改革的大气候尚未形成。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必然要给改革打上深刻烙印，使各项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触及旧制度，并呈现相互隔裂和不协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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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体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某种阻碍作用（11）。摩洛哥对外开放政策的受挫，恰恰证明了这一论断。如果把西方的近代化作为参照系，亚非国家走向近代化的改革领导者往往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明君或贤相。摩洛哥也不例外。由于具有这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改革者受本阶级属性的局限，不可能触及封建专制制度。从而使这种旧制度阻碍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在摩洛哥的成长，导致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后并无迅速发展，并且，很多改革开放措施变形走调或半途而废。
    摩莱·哈桑素丹不失为摩洛哥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1874年他继位时面临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犹如“达摩克利斯剑”，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他意识到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走改革开放之路，学习西方并赶上西方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也才能使曾经称雄北非的古老国度注入生机和活力。他的思想表明他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帝王，但他还远远不能代表新的阶级。他周围云集的一批支持和倾向革新的官僚，顶多也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有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他领导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一系列具有近代化表征的变革，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但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他统治的核心仍然是封建家族和权贵，政治体制的世袭化和家族化依然保存。比如，首相是摩莱·哈桑素丹的叔父，而素丹的弟弟则担任陆军大臣。权贵之间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在这张封建的大网中实施改革开放，其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