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封建阶级的骄奢淫逸就象木乃伊见了阳光和空气，腐气四溢，侵蚀着改革事业。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层层贪污、腐化。贪图享乐的皇亲国戚竞相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订购欧洲的高级时装和日用消费品，为此债台高筑。1890年，王室成员就因此要求国库替他们还债。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官吏的贪污腐化，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外资，如1891年所借外债，不到一年就损失了3/4，大部分就消耗在这里（12）。
    在封建的政治体系中，官僚的腐败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即使有少数为政清廉的官吏，最终也要被同化。米索·贝奈尔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卡伊德（相当于省长）继承职位时去宫中受命，按惯例他准备了7000杜鲁斯作为宫中的应酬和礼金，他满以为这笔数目绰绰有余。谁知一到宫中，这笔钱很快被4位大臣瓜分。他只好又借了14，000杜鲁斯的高利贷来应付其他大臣的索贿，为了晋见素丹，他又借了12，000杜鲁斯。这样，本来他是一个“为人正直善良的人，决定不再压榨他的纳税人”，但为了这笔沉重的债务，迫使他一上任就开始“搜括他的部落来还债，并且，必须变得象其他卡伊德一样”（13）。可以想见，任何进步的改革措施在这块腐败的土壤上实行，无法不变形走调。
    当时摩洛哥引进外资，在国内相继建起了兵工厂，制革厂，面粉厂等等，虽然也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聘请了欧洲的技术人员，但经营方式却是封建主义的。如1888年在首都非斯建了一个200人的兵工厂，尽管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聘用了法国和英国的技术人员，但由王室一手包办，工人的地位类似封建社会的农奴。
    此外，由那些投机和腐败的官僚筹划、管理改革，也造成决策失误，管理混乱，各项政策不配套，致使很多计划半途而废。当时摩洛哥为了适应国际贸易需要，投入巨资改建和修善交通运输设施。但由于很多项目没通过科学论证，由官僚随意拍板，致使很多改建过的港口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公路、铁路设计失误，造成塌方，所修的铁路，除了马拉喀什到贾迪达这一段，其他或是荒废了，或是没有建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变革，一切对外开放的措施和政策，都无异于新瓶装旧酒，终究会被腐朽势力扭曲变形，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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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的制约和阻碍，也是摩洛哥改革开放事业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仿效西方的近代化改革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导入了西方文化，这就不可避免与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发生猛烈冲突。而深深植根于两国土壤的伊斯兰文化对外来文化有着顽强的抵御力，特别是当这种外来文化的传入带有某种强迫意味时，其抵御力就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而且也是民族性的，因而它所能吸收的力量因素，也就更广泛更充分，对近代化改革开放事业的制约和阻力也就更大。
    摩洛哥是非洲“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摩洛哥王朝就是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菲拉里的谢里夫建立的。从萨阿德王朝起，摩洛哥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素丹既是世俗首领，又是伊斯兰大教长。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和反异教斗争，摩洛哥从政治制度到生产方式，从文化教育到人的行为方式，都无一不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伊斯兰文化已在这里形成了深厚的底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伊斯兰同传统社会结构牢牢结合，形成坚固的壁垒，一切外来的东西，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均会受到顽强的排斥。汤因比谈到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渗透时曾用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欧洲列强正把一根套索投向伊斯兰世界，可是由于回想起伊斯兰教的战斗力，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拉紧这根套索”（14）。西方势力的渗透，欧洲移民的增长，各种基督教徒教会的建立，本身已激起摩洛哥人民极端的仇外情绪，因此，当以哈桑素丹为首的革新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收外来文化时，要遇到来自传统社会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
    这股强大的阻力尤其来自宗教阶层和守旧官僚。宗教阶层是伊斯兰信仰的当然卫道者，也自诩是“民族和道德意识的代言人”（15），一切仿效西方的开放措施均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是“对伊斯兰教的反动”（16），他们同害怕改革开放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大地产所有者、以及没有在改革中获利的官僚汇成一股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在中央决策和执行机构有很多代表。象素丹的叔父、首相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
    在宗教势力周围，汇集了对改革政策心怀不满的社会各阶层。改革政策的失误以及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引起了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恶化，使人们产生不满和怀旧情绪。一方面，他们把改革看成是“一切不幸的根源”（17），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地怀念过去：“那时价格最低、市场最活跃、民情风俗与欧洲人相去甚远，人们懂得保卫他们宗教的好处”（18）。穆斯林还因改革后特权的取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在这些情绪交织下，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反对改革开放。由于宗教势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加之他们提出的一些口号象“不要人头税”、“把外国人赶出去”等又能激起人民的共鸣，因而人们很容易汇集到捍卫宗教、反对改革这面旗帜下来。1894年哈桑去世后摩洛哥爆发的全国大动乱，就是这股合力爆发的结果。
    即使是曾经支持或倾向于改革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产生了困惑和无所适从感。他们普遍感到“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先前：人们的习惯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压倒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19），因此，“即使是最有学识的人，也都对国家开放中固有的文化危机深感不安，他们想用限制开放来克服文化危机”（20）。
    就连改革领导人摩莱·哈桑素丹本身，也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双重特征。一方面他有先进思想，仰慕西方文明，决心按西方模式来改造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在非斯大学所受的伊斯兰正统教育，又使他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窠臼，在推进改革时裹足不前。他在启用一部分新的社会力量的同时，又竭力密切同宗教阶层，保守势力之间的联系，以“加强他们之间的天然联盟和相互团结”（21）。这种矛盾的心理制约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行。
    总之，“对传统的赞美、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对外国的不信任和独立的意志交错在一起，在舆论上汇成了一股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潮流”（22）。这股潮流的根源正是伊斯兰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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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还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即近代化和半殖民地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都在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当摩洛哥内部还不足以凝聚成一股迈向近代化的力量时，他们就不可避免要被来自外部的力量纳入另一条轨道。
    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哈桑实行改革开放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既然改革事业是摩洛哥与西方冲突的产物，那么西方列强的干涉和阻挠也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欧洲强国正处于殖民主义上升时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决不会允许摩洛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强盛。必定要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其改革开放事业，或把它引向殖民地轨道。因此，就在哈桑推行其改革开放政策时，英法等列强也相应筹划了一整套殖民化计划，准备在摩洛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