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时期官僚集团的结构性特征
    明治时期日本官僚集团在人员的阶级构成方面有三个主要特征。（1）有中下级武士出身背景的人长期占据核心领导层。据统计资料， 自明治4年（1871年）7月至明治18年（1872年）12月，即从官制改革始到内阁官制实施，在总计93名省“卿”与“大辅”中，有华族4人， 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在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有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在海军大将中有皇族1人，士族14人，无平民。〔 1〕B.S.希尔伯曼在本世纪70年代曾从1868～1945年间计862 名政府要员（指除内务省外既在中央政府占据高位、又是地方首脑，即一身兼有决策者和实施者双重角色的高级官员）中通过随机抽样选出215 名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190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土族出身， 旧大名出身的仅占1.25%。〔2 〕出身于原强藩即萨长土肥四藩的中下级武士长期在政治精英层占据重要位置。1871年8 月废藩置县后中央政府主要官职担任者大都出身于萨长土肥，而明治14年政府中的省卿一职则全被萨长土肥所包揽。〔3〕1885年开始实行内阁制度后， 连续三届内阁的成员不仅大都出身自萨长土肥四藩的中下级武士，而且在9 个省中，连续三届任大臣一职的就有6人：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山严、 西乡从道、山田显义、榎本武杨。森有礼也曾两度任文部大臣。 〔4〕
    （2 ）由旧公家与藩主构成的华族集团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急速减少。明治元年（1868年）～2年间， 政府里大辅以上官员中公家出身者多达36名，但到了明治2年～4年间，就减少到15名，而到了明治4 年～8年间，更下降到了6名。〔5 〕在高根正昭有关政治精英（明治前公家、大名和幕府的高级官僚，明治后的枢密顾问等天皇的辅臣、内阁阁僚、军事指导者、高级官僚、贵族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及政党领袖）的研究中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1860年，公卿与大名占据了政治精英总数的73%，但到了1890年，这一比率则下降到了14%。〔6 〕自明治 26 年（1893年）日本政府公布“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并在明治27年开始实施后，所谓的“高文官僚”，即高等文官考试的合格者便逐渐构成日本官僚组织的主体。未通过高文考试者绝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判任官（省卿任命的官员）的级别上，难以再继续升迁。但华族子弟极少有人能凭借实力通过这一考试（自明治27年～44年共通过3名）。〔7〕因此，他们往往只能获得世袭的贵族院议员以及宫内官等名誉性的职位，但不久也从这些职位上消失了。
    （3）平民出身的官吏在官吏总数中所占比例不断加大。明治9年（1876年）日本区郡吏以上官吏计23135名，其中士族17935名，占77.5%，明治15年总数96418人，其中士族59041人，占总数的61.2%，表明平民所占的比率有所加大。〔8〕明治7年，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敕任准敕任官（天皇任命的官员）中，士族66人，平民2人。在奏任、 准奏任官（首相任命的官员）中，士族2415人，平民156人。在判任、 准判任官中，士族9596人，平民2029人。同年中央政府官员共14315人， 士族其中有12077人，占全体总数的81.4%；华士族总数为12118人，占总数的84.7%；平民2187人，仅占全体总数的15.3%。然而到了了明治32年，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总数为54060名的中央政府官员中， 士族所占比率仍为57.9%，华士族为58.2%，平民为41.8%。〔9 〕明治27年“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实施后，行政科考试合格的平民的人数几乎一直超过士族。如明治27年合格者中士族与平民的占有率分别为33.3%和66.7%，明治36年的占有率分别39.6%和60.1%， 明治44 年分别为30.2%和68.3%。〔10〕
    二、士族领导集团自身素质的改变
    著名史学家布莱克曾说，来源于旧领导阶级的变革多带有“有限性、保护性、防御性和贵族性”。〔11〕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主要是在武士阶级这个德川时代凌架于农工商诸阶级之上的军事贵族集团领导下进行的，但这一社会变革却似乎为托克维尔的观点提供了证明--“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12〕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比较迅速地步入了现代化进程。
    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治时期身居中央领导地位的士族官僚集团，尤其是“藩阀集团”在明治维新中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过程。德川末年中下级武士对兰学知识的学习和对西方强国的接触是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导致他们奋起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因素。但直到王政复古，他们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旧武士阶级的品性。然而，在维新政府建立后，他们通过进一步对西方的接触与学习确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现代化目标，同时也使他们不断改变了自身的素质，从旧统治阶级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能够对日本现代化进行领导和推进的先进力量。
    明治领导集团善学先进、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称道。1869年，受雇于日本政府的荷兰裔美国人维伯克（G.H.F.Verbeck ）向日本政府提出组团巡视欧美考察西欧文明的建议。受此建议启发，大隈重信原计划组织一个小规模的使节团，并自任团长。但该计划落实的结果充分表现了日本士族领导集团胸怀、气魄的宏大和学习、进取愿望的强烈：依据天皇诏书所组成的庞大使节团几乎网罗了全部政府高官。1871年11月，自横滨出港的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之为副使，共有政府要员50余人和留学生50余人参加。使节团所考察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瑞士、丹麦、意大利等共达15个之多。使节团于1873年9月归国，历时近两年。〔13 〕另据统计，明治时代大辅以上的政府高级官员半数以上有亲身周游欧美的经历。早期工部省大丞以上官员共5 名：出身土佐的后藤象二郎和出身长州的伊藤博文、河濑忠孝、山梶庸三、井上胜都曾出国留学或考察。〔14〕为“求知识于世界”，士族领导集团还在政府诸部门支付高薪雇用了大批外国专家（仅在1874年就雇用523名）。 如工部省聘请的负责铁道事业的柯根尔（W.W.Cyrgull）月薪高达2000日元， 另一名负责铁路事业的专家博伊尔（R.V.Boyle）的月薪1250日元， 大藏省造币局雇用的金德（T.W.Kinder）月薪1045日元，月薪800 日元以上的人比比皆是。而当时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为800 日元，右大臣岩仓具视的月薪才600日元。〔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