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4个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士族领导集团为何善于变革自身。 （1）历史上的武士阶级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 为应付将生死系于战场上的极端变幻莫测的情况，这个集团养成了一种“兵道”或“武士习性”：把握机会于瞬息之间的临机决断的行为态度，在危难之时的冒险、拚死、能动的主体性和自立性以及不为旧的理论观念所束缚、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自由展开行动的性格。另一方面，作为德川时期的知识阶层，武士阶级在学习先进知识、进行自我更新方面有着较好的基础。 （2）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多较年轻。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山县有朋等人开始维新变革活动时仅在20岁左右。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时，他们的年龄也大都在30～40岁之间。因此他们少有保守思想，富有青春活力，满怀政治野心。（3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在追随藩主进行藩政改革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如桑塞姆所说：“在他们中间，如大久保、木户、小松带刀、后藤象二郎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坚强的信念。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革命家，而且都具有在藩厅中从政的经历，精于管理技巧，具有强烈的权威意识。”〔16〕倒幕运动使他们的勇气与才能接受了考验，也使他们得到锻炼成长，积累了经验和威望。（4）作为职业军人的领袖， 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本民族在西方列强展开激烈殖民竞争的时代，如不脱胎换骨地进行自我更新，发奋图强，锐意进取，便极可能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因此，他们极少受传统的束缚而能大胆革新，重视知识才能，反对世袭门阀制度的特权观念，从不热衷于证明某些教条而是在不断寻找变革的动力。但迅速由攘夷论者转变为开国论者和对外侵略扩张者等事实表明，他们又是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
    一个适应时代要求、不断进行自我革新的官僚领导集团长期在明治政府中占据上层，是明治时期日本政府能够充分动员起多元化的能动的人力资源，初步完成了建设新兴工业化强国的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人事变动频繁，也因征韩和立宪问题发生过两次分裂，但这些变故并没有造成政权更迭、政局不稳和社会秩序失控。由于始终保持了这样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使明治政府得以有步骤、有计划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推进现代化的政策和创设各种适应新形势的制度。
    三、世袭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消长
    在一些国家里，由于社会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旧统治阶级以外，因此需要通过广泛的暴力革命推翻旧的统治，并在新政权建立后仍需清除旧统治阶级的残余，从而变革本身加大了社会的裂痕，给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倒幕过程中日本新旧权力的交替主要是在旧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社会其他各阶级只有轻微程度的介入，社会内耗已大为降低。明治政府建立后，为使统治基础得到扩展和巩固，并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服务于富国强兵的目标，不仅在政府中给公家和旧藩主留有许多位置，而且还留用了大量旧幕臣。即使在日本官僚集团根据需要对政府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也没有采取激进主义的态度把相对保守、落后的势力推向敌对的方面。因此洛克伍德甚至说：“致使日本产业化成为一个有序的、有组织过程的主要机制并不是源于国家的强制，而在于日本人特有的合意（consensus）和合作的资质（capacity ）。”〔17〕
    在维新政府建立时，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中多有公卿和旧藩主。然而在明治4年废藩置县后， 这些人中的多数由于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形势而失掉官位。但与此同时，政府又制定了在日本政治权力和威信由传统的精英向新精英过渡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华族制度：让旧公卿和大名享有些经济和名誉上的特权。明治17年（1884年）政府共向509 人授予华族爵位，其中旧大名287名，旧公家183名，分别占56%和36%，合计占92%；国家功勋者39名，仅占8%。〔18 〕掌握了新政权的中下级武士将华族的称号授给他们的原主君，一方面增强了新政府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得以在用人上开始以能力主义的标准取代世袭主义的标准。从日后的情况看，华族，包括由原出身于中下级武士的新华族的子弟如缺乏能力也难以获得重用。如明治5年（1872 年）东京赴海外留学的46名以及后来随从遣欧美使节团赴欧美留学的公家子弟归国后大都未曾获得重要官职。另有资料表明，自海外留学归来的18家公爵的子弟（包括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只有19人（第二代11人，第三代8 人）在宫内任职；虽有4名军人，但无一人晋升为中将以上的军官； 在政府中任要职的也只有德川家正（加拿大公使），近卫文麿（首相），山县伊三郎（邮政相）三人。在侯爵子弟第二代、第三代中的成功者也只有大久保利武（大久保利通嗣子，大阪府知事），井上胜之助（井上馨的养子，驻英公使），小村欣一（小村寿太郎的长子，拓务次官），木户幸一（木户孝允之孙，内大臣）4人。〔19〕
    明治政府建立之后，主要由藩阀军事集团组成的政治核心便极其灵活地利用不断获得增强的权力，注意避免再度激化同原与维新政府为敌的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尽量把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旧幕臣大量获得使用，更表明新政府量才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明治7年（1891 年）就任于大藏省的官员共94人，其中幕府官吏出身者有32人，而萨长土肥武士出身的才有24人。〔20〕明治6年11月至明治11年5月大久保利通任内务卿期间，内务省125名奏任官以上的官员中， 具有处理行政事务的经验与能力的旧幕臣也多达27名。〔21〕在被政府采用的旧幕臣中，有在王政复古中曾与朝廷进行合作的重臣，如胜海舟，也有一些曾与政府长期抵抗的重臣，如榎本武杨。后者在戊辰战争中曾率8 艘军舰至北海道与政府对抗，但后来仍能从维新政府荣获爵位，并在多届内阁中出任邮政、文部等省的大臣。
    明治初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压力与威胁，富国强兵成为当务之急。保持民族独立、跻身列强之列，成为明治领导集团唤起民众爱国之心的有力口号，也使他们有必要联合各种势力，尤其是在政府中录用各种人才。通过对旧公家和大名集团世袭地位的巧妙处理以及对原“朝敌”中有为之才的使用，这个集团提高了政治威望、社会号召力和行政管理能力，奠定了社会上各种力量协调一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