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后美国关于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顺应那里趋于比较宽松和多样化的社会政治渐变，利用这种渐变提供的某些条件来加强变化趋势，逐渐地争取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各国国家性质的地步。这一名曰演变的政策，其存在早已被公认，但其具体形成过程和美国政府为之规定的实在涵义，至今尚未得到揭示和说明。本文主要依据晚近公布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从决策史角度从事这方面的探究。本文着重指出，与苏东内部上述变化和美国的有关认识发展相平行，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底正式确认无法依靠下层造反实现苏东的剧烈变革，1955年1月将“演变而非革命”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同年3月初步制定可操作的演变政策，并于其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期间，开始付诸实施。本文还认为，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对演变政策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的，远非后人普遍设想的那样是国务卿杜勒斯，而是总统艾森豪威尔。
    一、演变设想的出现
    为了实现根本改变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家性质的目标，美国政府在斯大林去世以前唯一可选择、并被实际运用的战略是激变战略。依据苏东内部社会矛盾严重这一基本条件，激变战略谋求通过煽动性宣传和秘密行动，来激发或助长那里的社会紧张、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自下而上地推翻现政权。然而，斯大林在世时的苏东社会处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大体均等的社会分配政策、稳定的就业保障以及社会经济改造给多数民众带来的其他利益，又加强了政权的可接受性。此外，在东欧还有强大的苏联军事存在这一控制因素。因此，苏东社会矛盾在外界激励下是否足以导致激变战略所谋求的那种结局，是大有疑问的。不少美国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抱着悲观看法。查尔斯·波伦出任驻苏大使前不久在国会作证说，必须认识到除非在战争形势下，不存在苏联民众采取有效的反政府行动的任何可能性。①他的论断与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同时期的一项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该中心对战后苏联流亡者所作的舆论调查显示，苏联民众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提供苏联制度所给予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因而“除了恐怖政治，现存制度被（民众）当作理所当然的。”②即使在社会紧张最严重的匈牙利，美国驻匈公使馆也断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没有希望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③
    如果说激变战略在斯大林去世前基本上是无效的，那么此后情况怎样？斯大林去世后的苏东内政调整（即最初的改革）曾在美国政府中唤起了一种希望，那就是原先处于高压控制下的乱源可能借此得到爆发性释放，激变战略则可以在其中起到激励和助长变乱的作用，从而严重动摇甚至摧垮现政权。东德骚乱的爆发证明这一期望不是全无根据的。然而另一方面，这场骚乱的迅速结束，加上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在1953年变而不乱，表明现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东欧国家政府可以依靠的苏联武力），乃至其社会基础，并不象许多美国人设想的那般薄弱。不仅如此，最初的改革尽管远非全面和深入，但毕竟多少缓解了原有的社会不满，从而使激变战略更难奏效。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当时显得最突出的是东德骚乱的教训。美国官员们发现，激励和助长骚乱的那些手段带来了一系列事与愿违的结果。负责心理战的白宫特别助理C.D.杰克逊当时就领悟了这样一种矛盾：美国的宣传和秘密行动帮助促成造反运动，并使得许多造反者期望美国的有力支持，但实际上它在造反运动遭到镇压时势必束于无策，从而不得不面对令人难堪的道义责任问题并招致造反者的怨恨。④驻德高级专员公署柏林分部主任莱昂则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审议其心理战政策，因为东德骚乱表明，旨在使动乱因素“保持在沸点上”的种种做法可能“提供采取镇压措施的口实，从而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控制”。⑤不仅如此，这些做法、特别是其中的秘密行动，还包含着战争风险。北约总部在东德骚乱后就担心，如果那里发生新的造反运动，西德政府将不会有效地阻止“民间团体”越境助乱，这就可能导致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边境军事行动，造成难免发展为东西方大规模冲突的危险局面。⑥更重要的是，东德骚乱的结局还使美国官员们认识到，斯大林去世和最初的改革并未真正减弱苏联对东欧事态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意愿，“克里姆林宫能够挡住压力，迫使东德人屈服”。⑦因此，通过激变战略来谋求“解放”的希望显得是靠不住的。
    1953年12月，美国政府正式确认东欧不存在足以推翻现政权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当时制定并经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之决策建议书》）写道：
    尽管在每个卫星国民众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已知的能进行武装抵抗的地下集团仅仅作为零散的残余在很少几个地区生存下来，而且现在一般都无声无息……
    尚无证据表明斯大林死后苏联支配卫星国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虽然反对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是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甚至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内部的破坏性力量，但目前情况下，许多卫星国内出现铁托类型的非苏政权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根据对局势的这样一种判断，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认为美国应当避免煽动时机不成熟的造反，避免激发其他在遭到镇压或报复时产生负效果的行动，并且不要在美国促进解放方面作任何有关行动性质和时间的承诺。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文件是对东德骚乱教训的总结。
    不过，除了所建议的局部调整外，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并未导出任何改变战略的结论。它完全没有提到斯大林去世后东欧朝比较宽松的方向发生的初始变化，照旧把希望完全寄托于那里的民众抵抗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民族共产主义倾向。美国的目标被规定为“破坏和削弱卫星国政权，促进有利于卫星国人民最终解放的条件”，而其行动方针则是“鼓励和援助卫星国人民抵抗苏联支配的政权，维持他们最终摆脱苏联统治获得自由的希望。”⑨显然，这仍然是激变战略，只不过现在强调的是较耐心地助长民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以等待无法预见的激变时机。在具体实践中，东德骚乱以前的那套做法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沿用下来。例如，自由欧洲电台于1953年7月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一场代号为“成功行动”的煽动性宣传攻势，包括强化广播和用气球对捷城市空投约1200万张传单，其主旨是鼓动民众用非暴力方式同政府对立。1954年1月，自由欧洲电台又对捷发动了称为“否决行动”的新宣传攻势，即以“人民反对派”的名义号召民众迫使政府作出一系列政治、经济让步，以便促使反政府情绪发展为有组织的反政府势力。⑩美新处负责人曾向总统汇报过美国之音从1954年末到1955年年中的对匈宣传重点，即“加强苏联傀儡政府无法经受住历史考验这一信念”，“保持铁幕后面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希望”，“声明美国不接受苏联对东欧卫星国被奴役人民的统治”等。（11）很难说这同匈牙利实行最初的改革以前美国的宣传政策有什么大区别。同样，秘密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鼓励和协助叛逃，仍一如既往地是美国政府所积极从事的，因为这可以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和体制显得不得人心，有利于加强其国内民众的怀疑和反叛情绪。（12）
    但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确认苏联东欧政权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保持基本稳固，既然它对激变战略包含的内在矛盾以及苏东国家初始的渐进型改革有了大致的了解，（13）那么形成一种不同于激变战略的、顺应现实形势来谋求美国目标的新设想就是必然的。从现有的可用资料来看，第一个萌生这种设想的是驻德高级专员公署柏林分部东区科。东德骚乱适才结束之际，该科拟就了一项文件，其中在指出激变战略的某些弊端后写道：
    假如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将是谋求同苏联人（就柏林和德国统一）达成体面的、可辩解的妥协，以便实现通过演变而非革命过程取得被压迫人民的逐渐解放这一目的，那么就有一系列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14）
    在这里，新的设想即演变设想尽管只是几乎附带地被提到，并且如此简短，却表述得非常明晰和精确。不仅如此，演变在这里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同缓和结合了起来，基于外交妥协的美苏缓和或局部缓和实际上被当作有利于演变的国际环境。在这方面，负责外援的对外行动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的一条意见也值得提起，他曾建议艾森豪威尔在著名的《和平机会》演说中提及马歇尔计划，并示意可能通过经济手段“把东方往回拉向西方”。（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