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演变目标的确立
    演变成为美国决策者的共识，并被正式确定为一项对外目标，比它作为萌芽初露端倪晚得多。要克服现行政策在多年里积聚起来的惰性，就需要激变战略更充分地显示其不适，需要苏东内部变化表现得足够持久和广泛。在这第一个方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主管机构行动协调局就各部门执行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所作的总结。它在1954年7月向国家安委会汇报说，半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表明该文件规定的方针难以贯彻，因为既要用宣传和秘密行动谋求东欧解放，又要避免激起战争和不成熟的造反，令人左右为难。而且，“存在着严重限制美国能力的实际问题，包括严密的过境控制、广播干扰和卫星国内无情的统治。”年底，它又断定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表达的一项希望--在东欧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同样非常渺茫，“存在于南斯拉夫的那些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独特的，并不重现于任何目前的卫星国。”（16）现行政策的困境以如此明确和正式的方式被端到决策者面前，多少造成了改弦易辙的紧迫感。
    苏联东欧内政改革的继续向美国展现了较为切实的希望。在那里，斯大林去世后的变化最富象征性地表现在对东德骚乱的处理上。苏联各大报纸极不寻常地报道了骚乱的全过程，承认广大工人和市民对东德政府先前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关心和尊重群众的利益。为了使东德政府有能力采取缓和社会紧张的经济措施，苏联于1953年8月宣布放弃所有尚未履行的战争赔偿，勾销东德对苏债务，并将所有苏占德国工业企业无偿移交给东德政府。苏联还决定提供价值近11亿卢布的日常消费资料、工业原料和信贷援助。（17）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这在事实上向本国和东欧人民公开承认、公开改正错误的做法存了先前的惯例。（18）东德政府的态度同样现实、温和。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在骚乱适才结束之际宣布：骚乱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政府先前的各种错误政策；“如果不是工人群众的不满提供了干柴”，西方敌对势力的煽风点火就不会得逞。（19）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统一社会党先后在6月下旬和7月下旬召开两次中央全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改善经济状况与人民福利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默许下，东德的思想文化领域和基层政治生活在骚乱后出现了相当广泛的“解冻”迹象，德国艺术科学院甚至得以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国家对艺术、戏剧和出版的任何干预。（20）在东欧其他国家，匈牙利继续走在改革的前列。1954年春，匈工人党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中央选举，55.1%的高级干部落选，拉科西在党内的势力有所削弱。（21）大致同时，保安部门前领导人卡波尔·帕特因滥用镇压权力被判无期徒刑。（22）1954年10月，匈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重工业投资比重，鼓励私营小企业和善待个体农民。美国驻匈公使拉文达尔当时的评价是：“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趋势看来都是继续按和解方向发展，很可能对农民和工人作出更大让步。”（23）原先改革开始得最晚、举措最为保守的波兰加快了步伐。在党内的改革呼声越益强烈的情况下，1954年底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改组保安部门，翌年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则强烈地谴责了“对人民合法权利的粗暴破坏”和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庸俗化”。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进行，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哥穆尔卡于1954年12月被悄然释放。（24）此外，波政府对个体农民的态度有了显著改善。（25）
    在美国政府内，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苏联东欧的变化抱着一种比较开放的认识态度。他在这一方面，象在其他不少问题上那样，比他的许多幕僚（包括国务卿杜勒斯）明智和现实。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对斯大林去世后的局势持有那种严重阻碍认知的顽固的先人之见。相反，苏联对外政策变化的第一个迹象--马林科夫1953年3月15日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包含着积极因素的反应。他甚至在私下说：“我们两国政府现在都换了新人。一张白纸从头写起。”（26）1954年2月，他亲自致电波伦，称赞这位不懈地观察、报道和肯定苏联内政外交变化的驻苏大使工作质量首屈一指。（27）一位总统直接去电表彰一位驻外使节的日常工作，很不寻常。他在行政当局内多次提出应当考虑开展东西方贸易，说美国历年来针对苏联东欧的极严厉的出口管制是不明智和不切实际的。（28）所有这些使人感到，艾森豪威尔至少倾向于接受、甚至可能参与提倡了一种顺应和促进苏东变化趋势的战略设想。这是演变得以被采纳的另一项重要条件。
    1955年1月6日，国家安委会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对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作了重要修改。它被重新定义为“以推进美国安全利益和鼓励那些导致共产党政权--尤其是苏联政权--放弃扩张主义政策的趋势的方式来影响它们的行动。”据此，美国除继续实行遏制政策和维持西方阵营的团结外，还必须“促进苏联共产党集团各政权之性质和政策的变化”。（29）在后一方面应当遵循的原则，由1月27日获得批准的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作了规定。这项文件标志着演变被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其中规定：
    通过利用不满及其他麻烦，谋求制造和增强民众和官僚机构对苏联政权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
    继续保持反对苏联制度的基本立场，继续说明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
    对于有待利用的不满和其他麻烦，一般不把其原因描述成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匡治的固有状况，而应描述成如果现政权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就有可能纠正的状况。
    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东欧卫星国，适当地利用这些国家里存在的特殊机会来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削弱使卫星国依附于苏联的纽带。（30）总之，象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所说，这项文件的根本精神是“诱导苏联或卫星国演变”，是“把这些家伙拉到我们一边。”（31）
    不过，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仍是不成熟的。同美国政策以后的发展相对照，它的局限性首先在于仅仅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考虑演变，仅仅把它当作遏制政策的补充。演变主要被当作改变苏东对外行为的途径，而不是主要被当作改变其基本体制的途径。也就是说，在这个文件中，作为对外行为变更的演变同作为基本体制变更的演变是含混不清的。其次，这个文件仍未提出为谋求演变所需的具体政策。上面援引的那些原则，除去其中作为目标来表述的演变，所剩的不过是对于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作的一些修改，它们并不能使谋求演变真正成为可操作的。第三，它没有在处理对苏关系方面提供一种比较有利于演变的战略，即缓和战略。相反，它强调对抗是促进演变的前提条件，因为只要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在冷战中有得分希望，它们就不会“尝试改弦易辙。”（32）
    演变目标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取消激变战略。这一点在国家安委会讨论5505/1号文件时表现得非常清楚。副总统尼克松和杜勒斯兄弟接二连三地表示，他们不希望由于规定促进演变而拒绝在机会适当时使用“革命手段”。对此，负责在会上解释该文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反复表示，该文件不排除使用这样的手段。（33）因此，演变是与激变战略并存的和互补的。美国在苏联东欧渐变期间将着重于演变努力，而在那里出现重大动荡时将着重于激变。不仅如此，当时包括国务卿杜勒斯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对激变战略的兴趣仍然大于对演变的兴趣。他们念念不忘寻觅任何可能导致动荡的因素，揣测其变乱作用，力图不失时机地运用“革命手段”来促成激变。总统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在1955年4月初的一篇日记里写道：“杜勒斯相信，在俄国和中国，最终的内乱将会因为农业生产彻底瓦解而到来。人民开始挨饿之日，就是他们极可能奋起造反之时。”（34）甚至艾森威尔本人，尽管比较倾向于依靠演变，也把激变战略当作不可不用的法宝之一。他在1955年底批准了一份关于中央情报局活动方针的文件，其宗旨之一在于通过秘密行动削弱和动摇共产党国家的内部控制。（35）
    同时并存的演变与激变战略既是互补的，又是彼此抵触的。行动协调局在1956年2月向国家安委会指出：鼓励演变并不总是同维持“被奴役人民”的解放意愿相容，因而美国象是不得不同时奉行彼此矛盾的两套行动路线来追求同一个目的。（36）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政策实践中比比皆是。例如，行政当局设想促进东欧国家的演变，同时却继续向1954年9月成立的在美东欧流亡者组织“欧洲被奴役民族大会”提供秘密资金、广播便利和道义支持，使之能追求其公开宣布的目的--煽动“中欧东欧各民族挣脱苏联共产主义的枷锁获得解放”。（37）又如，国务院在1956年3月给驻波使馆的指令中，一方面申明美国的政策是按照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的规定以及波兰“绝非冻结不变”的现实形势鼓励波政权演变，另一方面却拒绝缓和美国之音对波兰的敌对宣传和放宽对美波贸易的严厉限制。（38）不过在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彼此抵触并未使美国政府感到过于为难，因为演变大致仍是一项尚未具备具体政策及其实施条件的笼统目标，而激变战略却是贯彻了多年的现成方针。美国政府所能做的，而且宣传和特工部门乐此不疲的，无非是继续实行早已矛盾百出的激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