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演变政策的开端
    谋求实现演变目标需要有具体的演变政策，即促进演变的具体方法。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些差别，但其总的特征是一贯的，那就是建立和发展人员、信息、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各种合法渠道，使西方的影响能通过这些渠道合法地进入苏联东欧社会，以便引发或增强苏东各国政府和民众仿照西方模式逐渐修改本国社会的意愿，并且帮助形成促使政府进行此种修改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研究演变的西方主要著作之一就此写道：“靠提供政治自由和经济成功的榜样，西方能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需要东欧人接触到这些榜样。西方的电台和电视广播、文化交流、旅游、商业接触以及其他民间关系的重要性就在于此。”（39）
    在演变政策形成期间，具有上述一般特征的演变方法被美国政府简明地称为“东西方交流”。严格地说，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人员、文化和商业往来早已有之，新颖之处只在于这种往来被有意识地当作一种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国策。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欢迎西方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改革。从1917年到1930年，石油勘探和精炼、采煤、拖拉机和汽车制造、精密机械和电力设备生产以及化学工业等方面的新增生产能力，80%以上是利用西方投资和技术的结果。（40）在大多数苏联经济部门中，都存在外资或合资企业。英国占据了在苏外国投资的首位，美、德两国分别处于第二和第三名。与此相应，西方国家的许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苏联工作。1932年时仅在苏联拖拉机和汽车制造部门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约600名。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个时期苏联政府对文化和旅游交往的态度相当开放。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不少美国学者被邀请到苏联从事科研、观摩和教学工作，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或许是1935年夏天来自60个院校的200多名美国师生应邀赴苏作为期8周的文化交流。从1929年到1937年，苏联国家旅行社每年安排约2000名（有时多达约10000名）西方人到苏联旅游。（41）然而，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及其治国模式的完全确立，苏联同西方的非政治交往逐渐萎缩，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美英两国的同盟关系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后，美国大使哈里曼向苏联政府提议允许在苏发行两种反映美国生活的双月刊，允许两国新闻编辑人员直接交换信息，在苏联放映美国电影等。对此，苏联的答复极为冷淡。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议资助一些苏联学者到美国进修农林学和公共卫生服务等专业，但苏联政府根本不予理睬。1936年以后，没有任何美国学者能在苏联进修或从事研究。这仅仅是几个例子。（42）战争结束后，由于斯大林戒备西方渗透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加上西方大国逐步采取反苏政策，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愈益僵硬。1947年2月，苏联政府立法禁止涉外婚姻。年底，国家保密法被修改，规定任何个人或团体非经外交部或外贸部安排不得同外国人交往。同年，美国政府两次提出美苏文化交流建议，皆遭拒绝。（43）此后，随着冷战进入最高潮，苏联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交往渠道几乎彻底中断。前此同西方有着较广泛的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的东欧各国，也开始处于几乎与之完全隔绝的状态。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态度逐渐松动。广播节目里开始播送西方音乐，展览会上出现了西方造型艺术作品。1954年春，参加联合国军备控制讨论的一位苏联官员非正式地向美英代表谈到“苏联未予公布的新决定：鼓励同西方的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大致同时；法兰西喜剧团作为多年来第一个赴苏的西方文艺团体，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三周。同年，两名苏联医学家获准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心脏病学家大会，并在美国各地旅行。随后，一些美国医学家访问苏联。1955年，在莫斯科已有12名西方新闻记者，其中9名是美国人。同年，苏联当时最卓越的钢琴家埃米尔·吉勒尔赴美演奏，结束了1938年以后从未有苏联著名艺术家在美国表演的历史，苏联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界人士则参加了当年举行的一些国际会议。（44）苏联态度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既包括随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对外部世界的心态有所改变，也包括他们对于同西方交流能给苏联政府带来的实惠有所认识。这些实惠首先在于获得所需的西方科技信息，从而有助于加强苏联经济和军事能力，其次在于帮助提高苏联政府的国际威望，促进西方人士中的对苏友好情绪，以利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当时努力推行的和平运动政策。
    在苏联对东西方交流渐趋灵活的同时，美国政府却仍旧维持在冷战最高潮期间形成的僵硬态势，这使它相当被动。国家安委会的一份文件提到，从斯大林去世到1954年底，至少有101名美国非官方人士获准进入苏联，美国却由于极端戒备“共产党渗透”而实施严厉的限制，致使同期内访美的苏联非官方人士仅33名，东欧非官方人士仅25名。结果，一向宣扬自由和谴责苏联封闭的美国反而像是竖起了铁幕。这一情况被认为便利了苏联的宣传攻势并导致许多西方人转而批评美国，损害了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开明的世界领导者”形象。（45）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的僵硬态势还使它受到一种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许多美国民间人士和民间机构要求同苏联交流，这首先是因为多年的隔绝引起了了解苏联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以苏联研究为专业的学术界人士急欲恢复中断了近20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机会。此外，要求对苏交流者还包括“那些怀抱着希望注视任何‘和平’迹象的人们，相信某种非政治性的‘民间外交’的人们，感到可以通过使民众置身于西方影响之下来损坏（苏联）政权的人们……还有那些对做生意感兴趣的美国人。”（46）
    所有上述因素--寻求促进演变的具体政策的必要、苏联东欧门户的局部开启、美国政府所处的被动境地以及它所受到的国内压力--都在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1955年3月2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委会5508/1号文件。这个文件是美国政府在形成演变政策方面迈出的第一个重要步伐，它规定放宽美国对苏联东欧公民入境的限制，只要目的是短期访问并置于“适当的内部安全戒备”之下，原则上将准许入境。它还特别谈到这么做的一个好处：一些访问者必定会被美国的繁荣面貌和技术成就所打动，而且回国后会把此种见闻告诉亲友。（47）几天后，艾森豪威尔又批准了另一项促进交流的措施，即放宽原先对于通过美国邮政部门在美分发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出版物的严厉限制，以便获得在苏分发美国政府刊物的对等权利。（48）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就此类措施写道：“更多地接触西方将使苏联官员更好地了解西方的现实情况，可以帮助促进苏联国内长期的演变趋势。”（49）
    1955年美英法苏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前后，美国政府形成了一套促进东西方交流的范围广泛的方案，从而使演变政策具备了雏型。这套方案溯源于同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11名专家，他们受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执行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的白宫顾问纳尔逊·洛克菲勒邀请，在弗吉尼亚州的昆蒂科探讨贯彻该文件的具体方法。这个所谓“昆蒂科讨论小组”由沃尔特·罗斯托担任主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持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的“苏联弱点研究项目”。小组成员有业已离开政府的C.D.杰克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邓恩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主任菲利普·莫斯利等。该小组于6月10日向洛克菲勒提交建议书，其中主张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向苏联提出一系列关于东西方交流的建议，其概要是大大增加东西方之间和在东西方各国内部的旅行自由，扩展东西方贸易，并且在达成反无线电干扰的协议的前提下，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规定“为思想信息交流之目的而进行自由和不受阻碍的联系”。（50）艾森豪威尔不仅大致采纳了这些建议，还下令建立专门工作机构，即在国务院欧洲司内设立东西方接触科（后改名为苏联东欧交流办公室），并设国务卿东西方交流事务特别助理和相应的总统特别助理两个新职位，分别由威廉·拉什和威廉·杰克逊担任。（51）
    在美英法就日内瓦会议进行的协商中，英法两国非常赞成美国关于促进东西方交流的打算，而对美国还准备要求会议将苏联控制东欧列作议题之一表示怀疑，因为这除了表面的宣传价值以外，毫无益处。相反，促进东西方交流既有利于在苏联东欧“发动变革力量”，（52）也有利于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在这后一方面，它们的意愿比美国强烈得多。三国经协商决定：东西方交流问题将由西方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而且鉴于苏联近来在此问题上的积极态度要尽早提出，以免让苏联占取主动。（53）7月18日，日内瓦首脑会议开幕，艾森豪威尔第一个发言，其中提出东西方人员、信息交流应当和德国、欧洲安全、裁军等问题一样，成为会议的议题。（54）当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艾森豪威尔举行的晚宴上表示，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应促进东西方交流。（55）然而，讨论稍有深入，西方和苏联之间在交流问题上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分歧就暴露了出来。西方国家强调的是最直接地有利于促进演变的人员和信息交流，特别是旅行和政治信息传播自由，而苏联强调的是有于加强其经济和军事能力的经济交流，为此需要大幅度放宽甚至取消西方对苏出口管制。（56）在一时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四国政府首脑联合指示四国外长会后协商他们讨论的诸问题，包括促进贸易和人员、信息交流。（57）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要求被如此合并写入联合指示，这同其余问题上的全盘僵局相比，可算是日内瓦首脑会议达成的唯一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