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南斯拉夫内政改革的认识和反应
    促进改变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和体制，乃至争取实现取消该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美国政府早在决定着手援助南斯拉夫抵抗苏联压力时就已确立的一个目标。不仅如此，从驻南使馆官员到国务院决策者，还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个渐变过程的结果，其中，南斯拉夫遭遇的内外困难、其领导人自身的“开明化”和温和化以及西方的影响，都起作用；美国所能做的，只是在期待的同时有分寸地施展经济、文化吸引力和外交压力，促进南斯拉夫的政府和社会两者越来越多地发生所希望的变化。〔（1）〕所需的时间是很长久的，耐心和信心一样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两种可能的方向：改善社会主义和最终取消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1949年开始的内政改革深入到使这个方向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以前，改革进程与美国政府所希望的渐变大致是平行的。美国政府欢迎南斯拉夫的改革，尽管其动机及其期望的最终结果与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大不一致。不过，从已公布的外交档案中不多的有关资料来看，美国政府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对改革的范围和幅度很不满意，而且对改革已造成的变化估计不足。美国国务院曾指示驻南大使艾伦进行了一轮谋求南斯拉夫政府作出广泛政治让步的尝试，包括要求采取增加“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措施。但是，这次尝试遭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抵制，如同先前就南国内政治问题进行的各次外交干预一样。〔（2）〕
    1951年5月底和6月初，驻南代办比姆大致准确地向国务院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变化。这标志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南斯拉夫正在进行广泛的内政改革。比姆在列举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后认为，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斯拉夫政府认识到需要加强公众对于政府的支持，需要通过经济改组和提供物质刺激来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至于改革的思想基础，即以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官僚制”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创新”，看来是比姆和其他美国官员们所漠视的。〔（3）〕与此同时，他指出南斯拉夫仍坚持共产党“一党制”，其改革“并非意味着承认党外的反对派集团或与之合作”，“南斯拉夫国家依然如故的共产主义性质以及服从党的决定每时每刻都予以强调”。〔（4）〕
    在南斯拉夫坚持“一党制”的情况下，美国官员们自然重视探寻南共中央内关于改革的分歧，着重于据此揣测改革的发展趋势。在1951年5月间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一封电报中，驻南大使艾伦就此做了相当全面的汇报。他说从可靠来源得知，南共政治局内在改革的速度问题上已经形成明确的意见分歧：“激进派”，即要求快速改革的政治局委员有德热拉斯和皮雅杰，他们受英国工党左翼观点很大影响，并被西欧社会民主党运动所吸引，认为南斯拉夫应当迅速走向高度分散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结构；属于“保守派”的政治局委员有卡德尔、兰科维奇、基德里奇和戈什尼亚克，他们主张“不要过于急剧地离开最初的革命立场”，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必须较慢地演进”。可以肯定，艾伦及其上司在颇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激进派”。
    对于1952年11月举行的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美国官员的评价是乐观的，认为这是南斯拉夫朝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艾伦告诉国务院：在这次大会上，南共最高领导成功地带领其追随者朝对外政策亲西方的目标大步迈进；在内政方面，虽然它宣布仍信奉马克思主义，虽然“专制共产党国家之低效仍然存在”，但它毕竟公开声明放弃“官僚制和警察方法”，只依靠教育和宣传来争取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进一步实行经济和行政的分权化。艾伦还高兴地报告说，南斯拉夫民众相信，政府的温和化缘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接助。他无疑预期这种信念将加强美国在南斯拉夫的影响。〔（5）〕
    在已发表但并非完整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中，少有资料表明美国政府怎样设想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政改革以及采取了哪些实际行动。但是，其中的蛛丝马迹仍然明显可见。1951年10月，艾伦听说德热拉斯断定应当大力使全世界确信共产主义事业可以摆脱“苏联侵略”的恶名，以此“吸引西方支持南斯拉夫的实验”。他就此告诉国务院：他认为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德热拉斯，正在逐渐认识到无论哪种共产主义都不可能从西方世界获得赞美和支持。他认为，美国可以利用南斯拉夫政府有求于美援的机会，逐渐促使它在改革中抛弃共产主义。
    二、德热拉斯事件
    随着南斯拉夫内政改革的扩展和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迟早要提上政治议程，并就此进行政治较量。
    1952年初，铁托和南共中央开始注意并批评“自由化”激进思潮。在萨格勒布举行的一次全国学联会议上，铁托指出“我们正受到小资产阶级浪潮的冲刷”。南共在会上表示不能再容忍同共产主义观念相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观念，要以最大的警觉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南共中央当时还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有力地抵制西方思想的滋长。〔（6）〕1952年底的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矫枉过正，但铁托仍然注意到抵制自由化激进思潮的必要。他所作的大会报告指出：
    各种同党格格不入的观点（包括思想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观点）开始渗入党员队伍中来……由于我们这里出乎意料地迅速朝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各种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分子看来开始歪曲我们的民主化并开始抬头，出现了关于这种那种自由的种种谬论……这种观点甚至对一些党员也有影响。他还说，南斯拉夫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过程，既是在对“斯大林方法”的批判中进行的，也是在同来自西方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的冲突中进行的。他批评了要求西方民主和多党制的议论，并且特别强调：“当我说南共今后最重要的作用是思想教育性质的作用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其他一切领导作用都不存在了。不！首先，共产主义者有能力担负的这种或那种职能还会在相应的程度上保留下来。”〔（7）〕
    不过，在南共盟〔（8）〕中央的政治改革方针存在明显偏差的情况下，对自由化激进思潮作零敲碎打的、不多见的批评，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其发展。“六大”以后，这一思潮迅速高涨，共盟内出现了颇为严重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共盟成员认为向西方民主看齐的条件即将成熟，并且议论成立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更多的共盟成员则情绪低落，无所适从。根据“六大”决定，党在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中的组织被撤消，结果如一位西方的研究者所说，“使共产党员无法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发挥作用”〔（9）〕。这自然促长了自由化激进思潮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