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3年初夏，铁托和其他多数南共盟领导人已认识到上述形势包含的危险。6月间，在布里俄尼岛避暑地，铁托主持召开了南共盟六届二中全会（布里俄尼全会），专门讨论共盟内思想和政治混乱问题。它是南斯拉夫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全会通过了致全共盟的信，其中说“各种靠不住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出现”，许多共盟成员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和民主思想”，不能同“反社会主义的表现”进行斗争。信中还指出，消极、士气低沉和忽视纪律的现象非常普遍，共产党人改正错误的工作方法被认为就是放弃为共产主义信念而奋斗。信中特别强调：党的消亡的概念被普遍误解；党的消亡只是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在当前和今后很长时间内，需要具有高度纪律和团结一致的共盟的领导。〔（10）〕会后，共盟内普遍加强纪律。到1953年底，一年内被开除的盟员达7万多人，约占盟员总数十分之一。〔（11）〕大致与布里俄尼全会同时，南斯拉夫政府和报刊发动了一场对西方驻南新闻机构，特别是美国新闻处的抨击。用美国使馆代办的话说，这是与“重振党旗”的努力相关的。〔（12）〕
    “重振党旗”的努力引发了德热拉斯事件。综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德热拉斯是第一个公开、系统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抗德战争期间德热拉斯是铁托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曾对于南斯拉夫改革的发动和深入，特别是改革的基本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批判斯大林并反省南斯拉夫本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的过程中，他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抛弃共产主义信念，转而信奉社会民主主义。
    布里俄尼全会引起了德热拉斯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次全会标志铁托结束了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他当时就私下告诉卡德尔：他不能支持中央现在采取的路线。〔（13）〕从1953年秋末起，他在他主管的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和理论刊物《新思想》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地抨击南共盟和共产主义。他称共产主义目标过于遥远，没有意义，只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现实”；目标必须是“通过具体而可行的方式促成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迅速进步，而不是共产主义”。他在歪曲南斯拉夫内政现实的基础上，指责南共盟仍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宗旨进行活动，仍维持“按老的方式已无事可做的”基本组织和“陈腐而令人厌烦的”思想教育工作。他认为，共盟和社会团体中的专职政治工作人员是多余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到1954年1月初，他已在号召取消共产党，因为它代表着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威胁。他还强调，“依靠党的国家专政形态已经过时”，并且就此疾呼“历史上最大的可怕罪行--从宗教裁判者的火刑到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苦役营--最终都是由于缺乏思想自由和行使政治垄断的反动狂人独占权利而发生的”。〔（14）〕
    德热拉斯的这些言论在南斯拉夫国内外造成了重要影响。它们受到南斯拉夫部分公众的热烈欢迎，甚至某些中央委员也予以盛赞。他主持的宣传部门在全国大小报纸上刊登了许多表示赞成的读者来信，有些报刊的编辑部直接予以呼应。〔（15）〕在国外，许多西方通讯社广泛报道了德热拉斯的言论，就其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大做文章，并认为南斯拉夫已倾向西方民主。这些情况连同德热拉斯的政治观点本身，使南共盟其他领导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铁托当时在外地疗养，传话要他停止发表文章，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则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长时间争论。〔（16）〕但是，德热拉斯不肯退让，反而赶紧在《新思想》上抛出一篇题为《道德的解剖》的文章，用借题发挥的方式，猛烈抨击南共盟高级领导层--他所说的“党的官僚主义者的最内层圈子”。他宣称，这些人已堕落成自我封闭的特权阶层，其“全部逻辑是拼命往上爬，然后一脚踢开那些‘没有用的东西’”；这是“一种野兽一样的贪婪和为维护社会地位的斗争，它比野兽之间的撕打还要野蛮，还要残酷”。〔（17）〕可以说，德热拉斯的这篇文章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发泄。
    1954年1月16日，即《道德的解剖》一文发表后7天，南共盟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决定撤消德热拉斯的一切党内职务。铁托在会上作主旨讲话，指出德热拉斯的根本主张是取消共盟，如果不与之斗争，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导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迅速丧失。针对德热拉斯关于民主的言论，铁托说他是在宣传“抽象的民主”，“无政府状态的民主”，而不是作为“达到社会主义这个主要目标的手段”的社会主义民主。〔（18）〕铁托还认为，德热拉斯事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同西方广泛交往的过程中，如何抵御西方的那些不适于或有害于南斯拉夫的政治观念？他在全会闭幕词中告诫说，同西方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接受这些观念，“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在国外什么地方，也不应该受人影响，盲目轻信，以为我们非得接受他们的某些东西不可。我们只接受那些有益于加速和便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19）〕。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铁托和南共盟中央对德热拉斯及其代表的自由化激进思潮的批判，同南斯拉夫的改革和赖以发动改革的“意识形态创新”一样，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们共同显示了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德热拉斯事件对美国的启示
    德热拉斯事件招致了西方的广泛反应。美国政府，至少是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显然密切注视这个事件。尽管在已发表但远非完全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中有关资料甚少，但它们仍然提供了颇有意义的信息。
    三中全会后第二天，国务卿情报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和东欧司司长巴伯就分别提出报告，分析德热拉斯事件的含意。〔（20）〕它被称为南共盟内部第一次公开的意识形态争端，是一段时期以来自由化激进派同“正统派”之间冲突的继续。在相当大程度上，德热拉斯的立场来自“过去四年里同西方发展的关系对党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德热拉斯遭到批判表明，铁托及其同事之不愿“向西方民主制拱手交权”，决不亚于他们不愿屈服于苏联。这个事件标志着美国所希望的南斯拉夫自由化进程的一大挫折，随之而来的将是加强党内纪律以及扭转“业已产生的接受西方影响的势头”。在这一点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表述了同样的看法。〔（21）〕
    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首要利益，是维持南斯拉夫同苏联对立，促进其对外政策的亲西方化。因此，尽管德热拉斯事件基本上只是个关于改革方向的内政问题，但美国官员自然很关心它可能对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方向的影响。考虑到由于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对南态度已有所变化，南苏之间已出现某些试探改善关系的迹象，情况就更是如此。国务卿情报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提出的报告估计，虽然德热拉斯的主要罪名是提倡西方民主制，但从短期来看，对他的批判很少有可能导致南斯拉夫改变同西方或东方的关系。在这方面，铁托所作三中全会闭幕词中关于南斯拉夫现行外交方针将继续不变的言词〔（22）〕不啻是颗定心丸。但是，从长期来看却没有什么把握，因为德热拉斯事件显示南斯拉夫仍未解决“亲西方还是亲东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若不彻底解决，就将造成日益加大的不稳定。这项文件显然假定：南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方面的一致，提供了两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接近的一个潜在条件；反过来，只有在南斯拉夫取消社会主义后，它才可能成为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持久、可靠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