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三次议定书的谈判于1943年1月初开始，同年7月1日生效。但因为若干小调整，议定书延至同年10月才正式签署。加拿大同美英苏三国一起成为签署国。议定书规定，苏联从1943年7月1日到1944年6月30日将得到460万吨租借物资。
    扩展波斯湾和太平洋运输线的努力在这一时期终于产生了显著的效果。1943年8月和9月经这两条运输线共运送了50万吨物资，以后又有进一步增加。北部护航运输在11月恢复，而这一时期大西洋上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重大变化。9月底，英国潜艇重创对援苏运输危害极大的德国最大战列舰“蒂尔皮茨号”。这年圣诞节，英国护航舰队又击沉了德国最大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从而消除了“对于北冰洋被护航船队的最严重的威胁”[②⑨]。盟国在大西洋的制海权进一步保证了援苏物资运输量的增长。在整个第三次议定书时期，实际交付的对苏援助物资达600余万吨，相当于第二次议定书时期的两倍多，并且超过议定书承诺约30%。[③⑩]
    美英有效地履行第三次议定书、德黑兰会议就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以及诺曼底登陆，使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关系达到了高峰。苏联政府领导人和苏联报纸一反前态[③①]，对租借援助备加赞扬。斯大林在1943年11月7日莫斯科各界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大会上称赞租借援助对红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德黑兰会议期间，他又赞扬罗斯福在对苏租借援助中的“伟大领导作用”[③②]。1944年6月11日《美苏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签订两周年之际，《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都发表了赞颂美苏合作的社论，并以显著版面刊登关于对苏租借援助数目的长篇报告。据美国驻苏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说，此时莫洛托夫“对美国工业和租借援助对于红军军事成就的贡献赞扬备至”[③③]。
    但是，就在苏联对美苏合作表现出少有的热情的时候，这种合作的基础却开始动摇。苏联战场军事形势的改观和美英盟军攻入西欧，意味着对苏租借援助的军事意义正在减弱，而苏联在东欧的、令西方盟国不满和担忧的政治要求却随着它军事地位的根本改善而显著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一批高级宫员开始要求抛弃特惠援苏政策。
    这些官员的最主要的代表是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曾是特惠援苏政策的有力提倡者之一，他代表美国方面参与制定的第一次议定书可称这个政策的开端。但到1943年10月他出任驻苏大使时，已开始怀疑这个政策。1944年间，他和驻苏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安一起主张改行一种他称为“坚定、但友好的礼尚往来方针”。这年1月，一次偶然的观察使迪安认为苏联在对待美国提供的飞机发动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于是他未经授权，就向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提出苏联应为证明它对其他紧张物资的要求实属合理提供证据，但被米高扬拒绝[③④]。接着，哈里曼和迪安分别致电白宫和陆军部，主张美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此项要求。哈里曼说，如果美国表现出坚定态度，俄国人就会“更尊重我们”[③⑤]。他们的观点得到了陆军部、海军部和联合参谋部的支持，但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和罗斯福本人予以拒绝。
    1944年9月，哈里曼向华盛顿提出了改变整个对苏政策，包括援苏政策的重要主张。他打电报给霍普金斯和国务卿赫尔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政策”和“冷酷无情的态度”表明它企图在战后统治波兰，而且还要把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迄今为止的慷慨已被苏联“误认为软弱和接受他们政策的表示”，因此美国必须改变政策，以阻止苏联危险的扩张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作为我们善意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有何期望。除非我们就他们当前的政策同他们进行争论，每个迹象都表明苏联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每个场合都将成为世界恶霸”。他并不认为应当“急剧地”改变对苏政策，但要求采取“礼尚往来”的方针，而租借援助是实行这一方针的主要工具。应当向苏联人表明，“他们如果不附和我们的概念，就将影响我们同他们合作的意愿”[③⑥]。
    特惠援苏政策受到的冲击还来自美国国会。国会内批评者的出发点同哈里曼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不是要求用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而是攻击租借援助本身。共和党参议员休·巴特勒抨击租借援助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施舍”，“最终将变成全世界的公共工程署”[③⑦]。
    国会的这些倾向在行政当局内得到了对外经济署署长利奥·克罗利的有力呼应。该署于1943年9月建立，负责原先由租借总署掌管的租借援助事务和其他一些对外经济问题。克罗利一向以白宫顾问班子中的保守派著称，同国会两党保守势力关系密切。他认为，应当把租借援助严格控制在军事上必要的范围内。在他领导下，对外经济署加强了对租借援助的审议，显著削减了1944年对英国等国的援助。随着对德战争临近结束，他决心对苏联也这么做。
    到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时，美国政府内上述两股力量已联合起来。哈里曼和他影响下的国务院希望把租借援助当作校正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克罗利的对外经济署则要求对苏援助不得被用于战后重建。5月11日，即对德战争结束后3天，克罗利和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同政府内所有与对苏援助有关的机构磋商后，向新总统杜鲁门正式提出了抛弃特惠援苏政策的报告，说：此后对苏援助应当像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一样看待；第四次议定书规定的援助物资除为苏联未来对日作战所必需的部分外一概停止供应，并且不签订第五次议定书；当前和今后的物资运送必须“在关于苏联军事供应实属必需的基本合适的基础上，并根据在改变着的军事形势中对于供应品的互相竞争的要求”予以对待。报告还提出立即中断不为对日战争所需的物资供应[③⑧]。当天晚上，杜鲁门批准了这份报告。据此，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立即下令美国各港口停止装运援苏物资，并通知已在赴苏途中的货船即刻返航。尽管哈里曼等人得知后认为这过于莽撞，促使有关部门对克罗利-格鲁报告的执行方法作了些修改，但这些只涉及形式和枝节。
    美国在未同苏联协商也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抛弃特惠援苏政策，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苏联政府立即提出抗议。5月下旬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访苏时，斯大林指责美国此举采取了“不幸的、甚至是蛮横的方式”。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美国要借此“向俄国人施加压力，以便使他们软化自己的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形式的报复将适得其反”[③⑨]。
    同特惠援苏政策的结束一样，对苏租借援助本身的结束也采取了近乎蛮横的方式。8月14日，美国政府得知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克罗利就向报界宣布一切租借援助将尽快地结束。8月17日，杜鲁门下令尽快结束租借援助，“以向国会昭示信用，使行政当局免遭滥用国会授权的指责”[④⑩]。当天晚上，美国各港口就停止了一切援苏物资装运。在所有租借援助中，对苏租借援助是结束得最干脆、最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