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同东欧“卫星国”并不相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它对莫斯科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虽然中苏结盟，但是中国不是莫斯科的“卫星国”，只是其“小伙伴”或“小盟友”。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苏同盟时，极少使用“卫星国”（satellite）的提法， 更多地使用诸如“小盟友”（junior
    ally ）或者“小伙伴”（juniorpartner）等用语（注：FRUS,1949,Vol.Ⅷ，pp.368-369;FRUS, 1950,Vol.Ⅵ，pp.349-351.）。 美国政府至少在内部文件中不把中苏同盟视为是“铁板一块”或“坚如磐石”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判断。
    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往往是美国人把中国与南斯拉夫进行类比的结果。许多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指出，中国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国内部迟早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将会独立于苏联，自主地发展。但是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如1949年4月英国驻美国使馆一份文件指出， 中共十分正统、自信、成熟，其组织完善，“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注："Continuation of Paper on China Attached to Sir
    OliverFranks'Letter of the 5th Jan.1949 to Mr. Lovett", BritishEmbassy,Washington,D.C.,14th April,1949,893.00B/4-1499,CIA Murphy Papers,Box 28,RG 263,NA.）。
    中苏结成同盟，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并且曾经努力避免发生的事件，因为它显然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似乎对中苏同盟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不少有关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主张或建议，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的“铁托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还在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想法。比如，1950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 ）还在讨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天PPS 第一次会议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注：PPS 1st Meeting,Jan.4,1950, PPS 1947 -1953,Box 32,RG 59,NA.）。另外，1950年2月1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康瑙吉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也认为美国应当“承认中国”（注："The G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McConaughy） to the Secretaryof State",Shanghai,February 1,1950,FRUS,1950.Vol.Ⅵ。pp.302-304.）。1950年6月9日，国务院官员迪安·腊斯克也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他认为这应由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注："Dean Ruskto the Secretary: Bi- partisan Policy on China- FormosaProblems",June 9, 1950,PPS 1947-1953,Box 14,RG 59,NA.）。虽然最后这并没有 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灵活和观望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不少人仍然把新中国看做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把中国拉出苏联集团。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示无意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11月，艾奇逊对顾维钧明确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注：《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6页。）1950年1月5日，即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 美国不会干涉。1950年1月12日，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而台湾没有包括在内。
    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其它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上述艾奇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艾奇逊故意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注：China and U.S.Far EastPolicy 1945-1966,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67,pp.157-162.）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西方新闻媒体曾传出中苏存在矛盾以及毛泽东被“软禁”的消息，艾奇逊的讲话显然含有挑拨中苏关系的目的。事实上，艾奇逊1950年1月25 日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绝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散布有关毛泽东访苏及其表现出来的中苏矛盾的消息，离间两国的关系（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Washington,January 25,1950,FRUS,1950,Vol.Ⅵ，pp.294-296.）。苏联政府对艾奇逊的讲话十分关注，建议苏、蒙、中同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回击艾奇逊的挑衅。毛泽东很快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旨在消除苏联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未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而感到不快（注：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7页。）。虽然中苏同盟条约最后得以签署，美国挑拨两国关系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