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裂同苏南分裂一样，是美国政府所欢迎的，因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会极大地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这个结果正是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正如“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苏分裂不仅使苏联又丧失了一个盟友，而且对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彻底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多中心主义”趋势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注：George
    Kennan,"Polycentrism and Western Policy",Foreign Affairs, January1964,pp.171-183.）。
    美国十分关注着中苏关系的演变，促使中苏分裂，这一直是从杜鲁门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因此，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无疑是令美国政府所高兴的事情。然而，中苏同盟裂痕的出现以至最后公开破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其对华关系，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当政后期，美中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两国在台湾海峡再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一直到1961年1月20日总统任期结束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以压力促成中苏同盟的破裂。这正如1957年6月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所指出的， “自由世界对中共的压力会增强中苏同盟内部的矛盾并使之破裂”（注：Department of State Instruction,"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June 12,1957,State Department Files,Box 2568,RG 59,NA.）。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这时，中苏分歧更加明显，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其情形正如中央情报局1961年4 月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苏联同中国的裂痕的确是很深的，很难得到弥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肯尼迪政府毫不怀疑地坚信这个判断（注：Thomas G.Paterson,Kennedy's Questfor Victo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 -196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82.）。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中国政府也曾希望其在对华政策中能有一些积极的举动。例如，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 向美方的比姆大使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然而， 肯尼迪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和中国试探性的姿态而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他上台伊始，便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无意改变对华关系。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 把中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声称它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同年10月，他说道：“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共产党中国想同我们友好相处的迹象”（注：Harold Chase and Allen Lerman,eds.,Kennedy and the Press,New York:Crowell,1965,p.119.）。肯尼迪继续推行敌视、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其对华政策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注：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103 页。）。
    也就是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政府面对中苏同盟逐渐走向破裂的现实，依然采取前一个阶段的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政策。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美国政府似乎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为危险的敌人，在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促使苏联增加对中国的不满和“抛弃”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中苏两国中，把苏联选择为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苏联把中国排挤出中苏集团，使得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从而削弱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这个时期中苏、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相对应的是，美苏关系不断升温，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1961年初美苏首脑又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美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台湾海峡危机和限制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的语言，一起对中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估计。当时政府中的主流思想是，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威胁更大。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中国目前处于类似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发展阶段，侵略性很强。在当选总统前的一个演说中（1959年9月）， 肯尼迪就声称：“中国革命目前正经历着侵略性的、无理性的斯大林主义阶段”（注：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 肯尼迪政府中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苏联大使的苏联通查尔斯·波伦认为，中苏分歧的实质是，“俄国人变成了孟什维克，而中国人则是布尔什维克”（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p.223.）。言外之意是，苏联已经变得比较温和，而中国则十分激进。 颇受肯尼迪欣赏的前美国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凯南也认为，中国在苏联已经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之后，仍然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它所实行的制度和采取的政策十分类似斯大林的俄国一度实行的那种东西。在他看来，苏联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而中国则十分敌视美国和西方，期望世界继续保持着紧张动荡的局面、美苏两家相互残杀。因此，凯南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威胁比苏联还大，主张只有中国改变政策和作出妥协之后，美国才可以考虑同它发展关系（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主张美国不应该同像中国人那样的“左派”和好（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