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美国政治家看来，中国努力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它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可能对世界构成威胁。1961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十分清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而且估计在1963-1965年间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注：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7,p.1291.）。这令肯尼迪十分担心，正如肯尼迪对外政策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罗斯托后来所说的：肯尼迪“总是认为，中国人爆炸核武器，很可能是60年代最大的事件”（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229.）。 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由于中国的“好战”和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苏联持不同的态度，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因此，美国政府努力同苏联合作，以便限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是美、苏、英1963年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动机之一。
    第三，中国支持印度支那的抗美斗争。大约在1959-1960年间，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继而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断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和人员。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也因此不断升级。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干涉越南上走得更远，把越南当做实施“特种战争”的场所。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是越南劳动党中央自己作出的，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3 月间从越南撤回军事顾问团。在50年代后半期，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党当前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北方的革命成果，促进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越南南方实现革命转变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国在这个时期既不鼓动也不反对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注：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Vietnam War,1964-1969",The China Quarterly,June 1995,pp.356-387.）。但是，有种种因素使得美国倾向于把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是幕后策划者。首先，在越南抗法斗争中，新中国曾经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斗争以极大支持，包括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提供军事物资，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难以在美国人记忆中消失的。其次，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批判“和平过渡”是中国在同苏联论战中所坚持的观点，这也很自然地容易让人把越南劳动党的斗争策略同中国联系起来。最后，越南劳动党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后，中国继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包括提供军事援助（注：Chen Jian,"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1964-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June 1995,pp.356-387.）。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构成威胁。例如肯尼迪在1961年1月30日的国情咨文中声称：“在亚洲， 共产党中国无情的压力威胁着整个地区--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的安全”（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315页。）。肯尼迪政府相信，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胜利将扩大中国的影响，而且认为北京对河内决策起着极大影响（注：Thomas G.Paterson,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p.182.）。
    总之，在美国政府看来，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更冒险、更具危险性，随着中苏裂痕扩大，中国威胁可能会更大（注：Thomas G.Paterson,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pp.182-183.）。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政府不仅不把中苏分裂视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而且主张美国要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因此，美国政府不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应当对她继续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因中苏同盟的实际破裂而调整对华政策只是到了尼克松当政之后。
    综上所述，可见，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特别是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比较符合中苏关系的实际情况。而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反应前后策略变化很大，主要是从以和促变转为以压促变，而当中苏分裂成为现实后，美国政府反应显得很迟钝，没有改变其僵硬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得到改善。
    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总是以遏制苏联为中心，对华关系总是服从于对苏关系。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都是为了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实现其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当美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美国会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拉中国反对苏联。而当美苏关系缓和、苏联行为已经变得“温和”的时候，美国便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对中国冷淡，甚至同苏联一道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鼓励苏联将中国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而达到削弱苏联力量的目的。因为中苏同盟分裂和中苏对立本身就是对苏联力量的削弱。而且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已经变得比过去“温和”一些，而中国则更为“好战”，中国的“好战”言论和行为不仅“威胁”着美国，而且影响美苏关系的改善，无助于苏联的进一步“软化”。所以，美国在某些方面同苏联配合，对付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苏联进一步“软化”、实现其遏制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以对苏关系为中心实际上便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中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