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美国政府不再热衷于拉中国以离间中苏关系，更多地采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以压力促进中苏之间矛盾的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互为敌手，美国政府完全放弃了承认新中国的念头，全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包括以武力威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经有人提出以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来利用中苏矛盾，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加以拒绝。1950年8月，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促进中苏矛盾的发展。贝文指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让中苏关系疏远，我也不主张我们应当努力这么做。因为假如中苏之间出现裂缝的话，它必须是在中国内部培育起来的。然而，我们应当想一想，倘若南斯拉夫无望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话，铁托会同莫斯科闹分裂吗？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挤在联合国之外，西方继续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到了中国想同莫斯科闹独立的时候，中国也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盟。 ”（注："Messagefrom Mr.Bevin to Sir Oliver Franks Dated 11th August:Chinese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PPS 1947-1953,Box 14,RG 59,NA.）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持这种主张，乔治·凯南就是其代表。1950年7、8月间，凯南向国务卿艾奇逊提议，美国把朝鲜问题与日本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联系起来，同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进行谈判。按照他的计划，美国可以考虑以日本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台湾中立化、美国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促使法国从印度支那体面撤退为条件，换取苏联同意结束朝鲜战争和由联合国决定朝鲜的未来，等等（注：Walter L.Hixson,George F.Kennan:Cold War Iconocl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107.）。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后，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而非采取怀柔的手段，从而影响中苏同盟的政策主张似乎占了上风。1952年9 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明确地指出，中苏同盟不会因为西方对华妥协而减弱，却会由于西方的压力而受到削弱（注：NIE-58, "Relatins between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Their Present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FRUS,1952-1954,Vol.XIV,pp.97-104.）。1954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分裂中苏同盟的最好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注：NSC 5429/3,"Current US Policy in the FarEast",FRUS,1952-1954,Vol.XIV,pp.911-919.）。
    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开始了美国对华政策“大偏差”的时期（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93页。）。 其目的无疑是给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包括以压力削弱中苏同盟关系。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实施了类似针对“东欧卫星国”那样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希望西方盟友同它一道采取联合行动。1952年1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指责英国没有严格执行对华禁运政策（注："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British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Eden）", Washington,Jaunary 8,1952,FRUS,1952-1954,Vol.XIV,pp.2-3.）。1952年6月中央情报局一份绝密文件在分析对华经济封锁的效果时指出， 对华实施全面禁运，会导致中国经济困难和依赖苏联，从而增加苏联的负担（注：Special Estimate （SE-27），"Probable Effects of Various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Communist China",FRUS,1952-1954,Vol.XIV,pp.59-62.）。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支持对华禁运政策。例如在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海峡局势提交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向中国和苏联施加压力，使得中苏关系紧张。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苏联否决美国的提案，将严重损害其“和平攻势”，而如果苏联不否决的话，那么中国将不高兴，可能采取蔑视联合国的行动，从而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注："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September 12,1954,FRUS,1952-1954,Vol.XIV,pp.611-613;"Memorandum of Discussi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nver,September 12,1954,ibid.,pp.613-624.）。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压力政策，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方紧张对峙，其中包括流血冲突。当然这一阶段，美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放弃用压力以外的手段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例如，1953年3月10日， 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解决朝鲜停战问题， 其结果之一可能会离间毛泽东和马林科夫的关系（注： "Paul Nitze to the Secretary, Subject: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March 10,1953,PPS 1947-1953,Box 45,NA.）。 又如， 1954年4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 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离间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想法，尽管这最终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 - 1972,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6-109.）。
    三
    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并且逐步走向公开的破裂，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
    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苏的矛盾、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苏行动的不协调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苏同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美国一直希望出现的中苏同盟破裂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美国有关机构对中苏同盟前景的分析却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显得不是那么敏感。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在不断加深，而且它可能难以消除， 但不敢肯定中苏关系将很快破裂。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题为《中苏关系》的机密分析报告，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认识。该报告指出，虽然中苏两国还是信奉同一种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它们发出了两个“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中苏关系已经因此处于一个“艰难的变革过程”。然而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变化前景，进行了比较谨慎的预测，认为维系中苏关系的因素可能比分裂中苏关系的因素力量更大，中苏关系也不一定会在近期内走到“公开破裂”（open break）的地步，尽管它断言，两国之间的分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调和，中苏关系不是“坚如磐石”的（注：NIE 100-3-60,"Sino-Soviet Relations",9 August 1960,CIA NIE,Box 8,RG 263,NA.）。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任期内，中苏关系事实上已经全面恶化，两国分裂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也逐步从比较谨慎的判断，转向十分肯定“中苏分裂”是“真实的”，而且估计两国关系可能还会更加恶化。1961年8月8日中央情报局一份，研究报告虽然认为中苏两党今后不太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 但是它也估计中苏“公开决裂”（open rupture）同样不太可能，该报告仍然使用“中苏集团”这样的词（注：NIE 10-61, "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Movement",8 August 1961,CIA NIE,Box 4,RG 263,NA.）。 但从翌年2月开始，中央情报局在分析中苏关系的时候， 不再使用“中苏集团”这一词汇。而使用类似中苏“分裂”（split）、 “公开内讧”（open schism）的词。它在报告中指出， 中苏关系已经为双方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所损害，此种分歧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中苏同盟，不管公开宣布与否，对双方都没有什么价值（注：NIE 11-5-62 （Supersedes Chapters Ⅰ and Ⅴ of NIE 11-4-60,Supplements NIE 10-61），"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USSR and the Communist World",21 Feb.1962,CIA NIE,Box 8,RG 263,NA.）。 1963年5月22日中央情报局的又一份报告再提到中苏关系时指出， 苏联可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诸如柏林危机这样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能力单方面地消除中苏之间的争端。该文件称，中苏关系的前景是“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发展，两大国之间的不和持续下去并不断加深”（注：NIE 11-63 （supersedes NIE 11-9-62），"Main Trends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22 May 1963,CIA NIE,Box 8,RG263,NA.）。所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认为，到了1963年前后，美国政府已经认为中苏分裂是真实的和相当严重的（注：John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2,pp.20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