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植枬教授主编、高明振教授任副主编、17位学者共同编撰的《20世纪世界史》上、下卷已于1998年9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套约100多万字的、 作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重点项目的著作。按照李植枬教授的说法，撰写这样一套大部头的著作，其初衷就是要进一步探索20世纪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我沿着这一思路阅读了全书，深为作者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所感动，并为所取得的可喜成就而欣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套书的出版，在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界对20世纪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探索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
    目前我国史学界几近一致的看法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历史。但是，这是怎样的一部历史？它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人们的认识在起初却有很大差别，只是在一些学者的不断推动下，在研究工作逐步深入的基础上，人们的看法才渐趋一致。在这一努力中就包括了李植枬教授、高明振教授等一批学者的巨大辛劳。
    应当说，自1980年以来，一些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但是，首先从历史观上把问题提到应有高度并以最明确语言表述出来的当推吴于廑教授。吴教授于1984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 《光明日报》1984 年11月21日。）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强调从整体上研究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后来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植枬教授等编纂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当代部分）并于1990和1991年分别出版。《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当代部分）是对20世纪世界史作整体研究的一次尝试。吴于廑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要编写这样一部世界史教材，作为编者，还必须在每一篇章的编写中目注全局，充分运用具体研究的成果，在观点和资料上互为呼应，力避割裂之弊。这才能为初学历史的读者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人类历史行程的图景，加深他们对当前世界广阔背景的理解，从而开拓他们观察世界问题的视野，有助于对他们的思想素质的培养。本书的编者为此作出了努力。”吴教授既对该书作了充分的肯定，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接着，由吴教授与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于1994年出版。齐世荣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如《新编剑桥近代史》主编所说的，“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这一片面认识，谈了一段鞭辟入里的看法。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的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注：齐世荣：《关于开展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2期，第9页。）
    应该说，李植枬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不畏艰难，群策群力，历时五载而共同完成的《20世纪世界史》这部著作，是在上述认识基础和前一段研究成功的基础上，在这一探索道路上作出的又一次新的巨大的努力，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获得了新成果。
    二
    大凡一部科学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著作，都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在这方面，《20世纪世界史》是有其明显特色的。
    《20世纪世界史》以阐明20世纪世界史整体发展为主题， 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视为“世界历史过程中两个基本方面，也是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条途径和两条主线”，认为“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使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根据这一总的认识，作者们把20世纪世界整体发展的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世界整体制约、规定各国的存在和发展”；（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加强”；（三）“各国相互依赖与各种矛盾相互转移”；（四）“经济国际化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五）“经济合作和政治分裂”。在这里，作者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关于两种规律的思想，即“要按照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来开展国际上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斗争，不能因为要扩大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忽视国际间的阶级斗争”（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25-33页。）。这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前些年，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人公开主张不要再谈国际阶级斗争，或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点，而单纯强调合作与吸取。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仅强调要注意国际阶级斗争，而且把它与经济规律并列，提出两种规律的思想，不仅具有了新的视野，而且表现了学术上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