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前已说明，《20世纪世界史》是在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探索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既然是探索，而且是一种艰难的探索，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成熟甚至失误。对于该书，我们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某些弱点。当然，作为读者，我自己对这些问题也在学习与探索之中。因之，客观地说，这种意见带有极大的商榷性质。
    其一，是在理论指导方面。该书主要在于客观地探索20世纪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去揭示其中各种问题的实质，这无疑是对的。在本书的论述中也坚持了这一观点。但是在有些地方却作了一种不适当的引伸，似乎是否有利于整体化进程本身成了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基本尺度，从而在有些地方把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简单化了。例如，在谈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所形成的战后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时，因为认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作者就基本上只作了肯定的评价，而未予以应有的批判。其实，这些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多边协定同时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维护美国霸权，对付社会主义体系的工具。又如，在论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时，虽然也谈到“这一时期的世界整体发展是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广大落后国家为边缘的整体发展”，也承认它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但又泛泛地不着边际地提出，“能否把世界整体形成阶段出现的对立性转变成为‘全球一致性’，是关系到世界整体化进程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里，作者把原来的以世界整体化眼光研究20世纪世界史这一正确命题几乎转到了一个以是否有利于世界整体化进程作为衡量标准的错误道路上去了。我们切不可忘记，20世纪整体化过程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特别是以资本主义大国为主导的，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更是如此。这种试图以是否有利于整体化作为衡量标准的倾向虽未成为全书的一个问题，却是指导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偏离。
    其二，存在一个如何进一步加强中观和微观研究的问题。前已说明，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本书的研究是很有成就的，但仍有某些明显不足。突出例证之一是在对中国问题的叙述上。从全书看，作者显然对中国革命进程与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但或许是为了适应整体化叙述的需要，在论述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形势时，提到了“世界人民掀起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却没有记载30年代中期中国红军长征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而在论述二战史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在“名符其实的全球战争”一节中，只寥寥数语带过，整个亚洲太平洋战场基本上写的只是美日两军的交战。中国抗日战争被放在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一节中，与其它亚非国家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一道叙述。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历史事实是，在亚非两大洲，除中国的抗战外，毕竟不是二战的主战场。把中国战场置于一般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之中，就大大降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是由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和抗战研究不够引起的。
    其三，导论的基本思路很好，也有理论深度，但论史结合不够，因而显得不够丰满与生动。这也多少有点令人觉得美中不足。
    尽管《20世纪世界史》尚有不够成熟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严肃的成功之作，其在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