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方法，作者着重提出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应注意的若干方面，指出：“国际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20世纪世界历史演变的经济根源”；“两种社会制度对立和各国政治经济根本利益冲突是贯穿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两条线索”；“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世界格局的演变”；“各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决定于各国自身的实力（综合国力）和对外政策”；“从世界全局出发，对关系世界全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及其相互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考察”（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35-38页。）。
    应当说，所有上述思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在深入研究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做出的清晰的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国内同类著作中，这样一种认真细致的探索尚不多见。而这种整体观和研究方法的运用，又渗透到全书的布局和对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分析上。
    首先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在20世纪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坚持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的观点，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而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更是突破性地推进。因此，要着重研究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作用”（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16-17页。）。综观全书，在上卷导论和九个部分中，直接涉及科技、经济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就包含在（一）“世界整体的形成”、（二）“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五）“世界各种关系的调整”、（七）“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反响”等约一半的篇章之中。在下卷的十个部分和结束语中更有一半以上篇章与科技经济及国际经济关系紧密相联。这就使读者得以通过丰富的史实，更深入地理解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在影响20世纪世界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在坚持以经济、政治史为主的前提下，大大拓宽研究的视野，把论述的内容推进到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看到，书中除保有经济、政治、军事、战争、外交、国际关系等在传统上认为必须加以论述的内容外，增加了包括交通运输、都市发展、劳动条件、妇女地位、日常生活乃至休闲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至于各种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变化等更在重点叙述之列。而所有这些内容又比较自然地被融为一炉。读完全书，不仅觉得内容丰满，也对世界整体运动有了一个立体的印象。这与十多年前同类著作相比，的确又前进了一大步。举例来说，该书上卷在论及“历史转折关头的各种政治思潮”时指出，两次大战之间的各种思潮，“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或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潮，还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政治思潮，都无不随着转折时期整体世界的发展而变化”。同时，由于“世界整体发展的环境所致”，“政治思想本身也出现了各种不同思潮、派别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补充的现象。如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出现，主要是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互交流补充的产物，福利主义又几乎成了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共同奉行的政策”。“当20世纪初世界进入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后，西方国家的基本任务，都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政治思潮都无法独立解决的，他（它）们只有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通过各种政治思潮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以期共同去对付各种问题和危机。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加明显”（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150、 163 -164页。）。 这种以世界一体化眼光对两次大战之间世界各种政治思潮所作出的分析，大大推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
    又譬如，作者从整体化角度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指出，新中国建立后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就力图摆脱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妨碍了对全人类最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后来当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封闭的圈子里为探索发展道路而走弯路时，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大调整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世界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作者又进一步指出，“7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改革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突破教条、走出封闭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通过改革，中国加快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既灵活务实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形象，极大地发挥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下卷，第579页。 ）这种把中国的发展置于整体发展中进行的观察，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进而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三
    在对20世纪世界史进行整体考察时，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着力抓住历史发展的本质趋向，并作出有深度的科学结论。舍此就失去了整体研究的方向。关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说，“我们不可忘记，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降生是正在缩小的同一世界之中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我们着重关注的当是在旧世界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时代。”（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在这方面，《20世纪世界史》的作者们也有着比较明确的思想。
    人类现代历史发展的前途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的斗争与竞赛及其结局所决定的。在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不处于各种问题的中心位置。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世界史》以大量的笔墨从整体的矛盾运动中着重研究这一中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