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如前已述，由于南共对苏共存在戒心与疑虑，加之赫鲁晓夫又不承认斯大林对苏南关系恶化应负的责任，相反“却试图设法使斯大林免受南斯拉夫领导人攻击”（注：“不过，后来赫鲁晓夫承认，他正是在那里，在南斯拉夫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多么虚伪，意识到不该把过去的一切违法行为统统推到贝利亚等人头上。”见《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第59页。），所以，双边会谈“气氛非常紧张”，“常常濒于破裂”。赫鲁晓夫决心要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共产党之间重建亲密关系--就是“要使南斯拉夫再度加入到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中去”。铁托则绝不愿意这样。他“只希望同苏联恢复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那种政府关系。”（注：《赫鲁晓夫回忆录》， 第549页注①。）因两国领导人会谈出发点不一，所以双方事先为会谈结束准备的宣言草案差别甚大，无法调和。铁托态度非常坚决，寸步不让。赫鲁晓夫最后只好撤回自己的草案，同意以南方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定宣言。结果，在6月2日，铁托和布尔加宁分别代表本国签署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
    《贝尔格莱德宣言》除规定“全面恢复1948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外（注：[苏]A.A.阿赫塔姆江等编：《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页。）， 明确规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九项原则。其重要之点是：（1）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的平等地位；（2 ）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论其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的不同；（3）互相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 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因为国内的政治结构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形式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4 ）发展双边和国际经济合作；（5）停止任何形式的宣传、 误传及其他散布互不信任和以各种方式妨碍创造建设性国际合作及国家间和平共处气氛的行动；（6 ）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在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国的企图等（注：《贝尔格莱德宣言》（1955年6月2日），载《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8页。）。 苏联代表团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后，于6月3日飞离贝尔格莱德去保加利亚。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活动，至此“顺利地结束”（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二
    赫鲁晓夫访南尤其是两国政府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8页。）。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作出反应，他对苏联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访问表示欢迎。6月3日至4日， 希腊外长斯特凡诺普洛斯、英国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等分别就此事作出了积极肯定评价（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在北京， 毛泽东主席对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说：“我祝贺铁托，他的原则取得了胜利！”（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在南斯拉夫， 南共领导对会谈结果流露出了“恰如其份的高兴”（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虽基本接受了《宣言》，但他们对《宣言》内容“并不满意”（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页。）， 认为《宣言》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 他们之所以在上面签字，是“因为他们不想两手空空回莫斯科”（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显而易见， 苏联与其他许多国家对《宣言》的反应大相径庭。那么，怎样全面、客观地评价赫鲁晓夫访南以及两国间所签署的《宣言》呢？笔者认为，赫鲁晓夫的“勇敢”行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赫鲁晓夫访南对南斯拉夫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南斯拉夫通过《宣言》，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 《宣言》所规定的：社会制度差别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铁托生平事业中最大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使苏联不仅承认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权利，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内一切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一原则。这就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之上并拥有最高权威这一理论从此告终（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第二，苏联领导人在《宣言》中第一次“以明确和公开的方式接受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注：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这不仅对苏南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现代史研究所编：《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315页；《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尽管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 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仍时有表现，但苏联领导人亲自访南登门道歉这件事本身意味深长。它是对苏联一个时期以来对待一个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错误态度的一种批评和自省。正因为如此，《宣言》被南斯拉夫人看作是“某种社会主义的‘大宪章’”（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