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南斯拉夫从苏南关系改善中得到了诸多实惠。首先，铁托要求赫鲁晓夫解散“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在翌年（1956）年4月17 日实现了；他要求与苏联的卫星国实行经济合作，这也恢复了；他要求遣返1948年以来一直未让离开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苏方亦作了让步（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其次，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和财政协定（注：[苏]《真理报》1955年6月3日；《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第131页。），使苏南两国间的贸易有了广泛发展。这些协定包括：“ 在南斯拉夫建设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工业企业，总额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商品贷款、科学和技术合作，价值三千万美元的黄金或外汇的贷款，原子能方面的合作等。除此之外，还签订了有关建设铝厂和化肥厂的专门协定等等。”（注：《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最后， 莫斯科还向南斯拉夫做了一个友好姿态：一笔勾销南1948年以前所欠苏联的债务，“总额为九千万美元（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 175页。）。铁托在评述此事时说；“这不是某种‘战争’赔偿，而是他们体谅我们1948年以后的困难，勾销了这一大笔数目债务，使我们今天不欠他们的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姿态，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十分重要。”（注：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76页。）因此，铁托1956年2月11 日在《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表示，他对于两国关系的“逐渐和不断的改善感到满意”（注：《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第四，苏南关系改善，促进了南斯拉夫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发展。1956年至1960年间，南斯拉夫先后与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注：《铁托选集（1952-1960 年）》，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185页。）。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正常化，“丝毫未影响”南斯拉夫与欧美国家业已存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因为，这种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有其植根基础，即“在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上实行互利”（注：《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曾两度出任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的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就此评论道：“如果改善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结果是使我们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就很不值得，就是于我们有害的。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具有根本性和持久的意义的是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同一方改善关系来搞坏同另一方的关系。”（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4页。）这一评论说明：苏南和解之后的南斯拉夫外交，已经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的轨道。
    （二）赫鲁晓夫访南使苏联的收获亦“彰明较著”（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其一，苏联承诺南斯拉夫可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其策略上的一步棋。在他正逐步开展的非斯大林化方案中，南斯拉夫和铁托起着重要的作用。非斯大林化与同铁托和解，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件事上，他感到重要的是消灭他在莫斯科的内政对手。因此，在这场游戏中，铁托“成了赫鲁晓夫最重要的同盟者和帮手”（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6页。）。
    其二，由于摒弃了欺压邻邦小国的政策，苏联的道义地位得到了改善（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前已述及， 南斯拉夫同印度、埃及和其他中立国关系密切，因此，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对苏联同亚洲、非洲不结盟国家的合作政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资本。在这方面，苏联显然巧妙地比西方人占了上风（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页。）。赫鲁晓夫访南结束后， 又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新德里成功地抬高了贝尔格莱德之行成果的价位，因为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有助于说明：“苏联对印度以及对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政策朝好的方向发生变化。”（注：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1页。）英国学者分析认为，铁托与万隆会议参加国建立关系，“很可能是促使苏联同南斯拉夫重新和好的因素之一；因为从苏联的观点看，它的行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赢得不结盟国家的好感，而弥合同南斯拉夫之间的裂痕，无疑被它们视为安抚人心的一个重大步骤。”（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这一推论， 看来是有根据的。
    其三，当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贝尔格莱德宣言》的一些原则问题上满足了铁托之后，苏联也获得了南斯拉夫对其外交政策的大力支持。此项政策涉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要求获得联合国席位问题；限制军备问题；以及在遵照有关人民的意愿和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解决德国和台湾的问题（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三）赫鲁晓夫访南萌生了对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认识。
    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之余，曾应邀参加了由南斯拉夫领导人安排的一次去各地访问的旅行（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47页。）。 赫鲁晓夫因而“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南斯拉夫在经济方面采取的许多新的、不寻常的措施”（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4页。）。 他对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发展旅游、轻工业生产管理等方面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深感兴趣”（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他说，虽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大胆试验，“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6页。）。但是， “不能否定南斯拉夫人民在自己的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不能局限于相互指责和责备，任何人也不能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把别人的经验说成是修正主义或是引进资本主义。”（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因为，南斯拉夫的实践已经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千篇一律的样板是不存在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62页。）所以， “不应该给世界上所有国家造出一个统一的模型、统一的模式，并由此立场出发，把不能套进这一统一模式的做法当作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谴责。”（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新经济措施，“至少是对苏联经济管理作出有益贡献的一个开端，否认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5页。）”。他建议，苏南两国“深入地研究彼此的经验，学习那些被证明是有用的经验，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相互学习必须遵循“自愿”原则（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第1239页。）。应当承认，赫鲁晓夫访南期间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的认识，不仅十分正确，而且也难能可贵--这是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建设思维中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