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赫鲁晓夫访南导致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独立意识增强。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F.沃尔在评论苏南重建友好关系时说：“这一行动必然会对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别对那些有民族主义传统倾向的国家产生影响；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可能会感到，对莫斯科无须那么卑躬屈膝。”（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这一评论符合实际， 苏南和解的重要性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它代表着苏联内部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侧面，而这一运动作为东欧其他共产党政权即将实行自由化并减少对莫斯科依赖程度的信号，而赢得欢呼（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因此， 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及它那种甚至为美国和西方大国所容忍和支持的不结盟共产主义，“成了东欧所有那些想摆脱苏联霸权统治的力量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榜样”（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2页。）。这些国家纷纷为其国内所谓“铁托分子”、“英美间谍”、“民族主义”分子恢复名誉，结果使得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政权赖以支撑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内部崩溃了，因为这些政权一方面在为“铁托分子”平反；另一方面，又必须为其过去反铁托主义的清洗审判和处决进行辩解。 加之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等因素， 从而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况。1956年波、匈事件相继发生，使苏联领导人望而生畏，他们向卫星国发出秘密指示，警告他们不要步南斯拉夫人的后尘，并且重申，莫斯科有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高于别人的地位（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基于这一认识，赫鲁晓夫对1956 年“十月的波兰春天”曾拟以武力进行干预，但未成功。最后，只好默认了波兰改革派的独立要求（注：拙著：《赫鲁晓夫与1956年“十月的波兰春天”》，《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但在稍后的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苏军则毫不留情地用武力镇压了那里的人民革命。这表明：“独立也适用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这个原则纯属幻想。”（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鉴于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成为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后果最严重的政治文件之一。”（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2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55年赫鲁晓夫同铁托和解，不仅对苏南两国政治经济，而且对当代国际共运、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充分认识赫鲁晓夫访南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应指出：赫鲁晓夫后来并未完全按照《宣言》的有关规定去处理两国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又公开要求南斯拉夫重返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问题上，“协调是必要的”（注：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但南斯拉夫却一如既往，在外交政策上坚持自己“特殊独立的立场”，并“自行其是”（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52-553页。）。从而在苏南之间“留下了一个没有扑灭的火星。”（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52页。）这也正是1955年以后，两国关系“始终在冷淡与有分寸的友好之间摇摆”（注：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的重要原因。联系上述1956年赫鲁晓夫对待波、 匈事件的态度，以及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其改革的事件，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与其前任斯大林和后继者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外交和实力政策方面，绝没有用不同的范畴进行思考，即必须按照他的国家和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处理一切国际事务，赫鲁晓夫仅仅是在方法和立论的主观情绪方面有别于他的前后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