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权威的反抗。当学生们对大学权威发出挑战时，他们只在朦胧地反抗国家的权威、戴高乐的权威。但当警察开进巴黎大学时，学生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权威是大学权威的后盾，于是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国家权威。他们高呼“巴黎大学不要警察”，勇敢地与国家政权的维护者警察对垒街头。这也使得学生运动带有政治性质。经过5月10-11日的“堡垒之夜”，学生对国家政权权威的反抗更加激烈，而且和工人、各政党结合起来。对于他们非常敬仰的，但又在法国享有最大权威的戴高乐将军，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喊出了：“别了，戴高乐！”要求结束戴高乐为期10年的“个人专权制度”。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抗，而是对所有社会国家主义的反抗，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公开夸耀：“学生想推翻所有现存政体，无论他是拥护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注：L.M.胜威主编：《青年动乱：代际冲突》（Generaleditor:Dr.L.M.Singhvi,National:Delhi,Youth Unrest:Conflict of Generation），国家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页。）
    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美国自二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以后，奉行强权政治、霸权政治，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法国学生的不满。尤其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世界人民口诛笔伐，法国学生坚决反对越南战争，而拥戴敢于与强权对抗的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这正体现他们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是全面的，正如科恩·邦迪所说：“我喜欢具有煽动性地取笑所有权威……”（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在推翻权威之后，学生们希望实行直接民主。学生们占领大学，把大学、奥德翁剧院等变成他们的自由论坛，建立各种民主的委员会，如学生公社、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学生大会，决议通过民主程序做出。所以雷蒙·阿隆说：“这场运动，是一场对组织权威的反抗，没有什么目标超过打倒这种权威，建立一些造反者的新机构，这些机构经历五月事件后在一定条件下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留下来。”（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1-102页。）
    但学生们对消费社会、对权威的反抗，只是批判，而不是打倒。学生们穿着从消费社会挑选的称心服装，吃着消费社会生产的丰富多彩的可口食品，开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小汽车，看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电视……他们一面享受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种种快乐，一面在诅咒着消费社会。因为消费社会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各种欲望：住宅建多了，可他们的住宿仍很紧张；投入加大了，可他们的教学设备仍不足；娱乐增多了，可他们消费不起；生活改善了，可他们的贫富更悬殊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增加了，文化素质提高了，可他们仍面临着失业危险；……在1968年5月，当汽油供应紧张，交通不顺时，人们纷纷加入到批判消费社会的队伍行列中；可是到5月30日，“由于汽油恢复了供应，无数的人们离开巴黎去度周末”（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第482页。）。这里面也包括学生，由此可见，学生批判消费社会是希望消费社会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能清除消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1968年9月对学生不满的三个主要原因排位的调查也说明，学生所不满的主要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不满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他们担心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却找不到一份与他们所受训练相称的工作。排在第二位的问题是大学跟不上现代化需求。排在最后的问题是现代消费社会（注：《世界报》（Le Monde）1968年10月29日，转引自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第56注释。）。
    学生对权威的反抗，其主要目标是对准大学和美国的权威。他们建立各种委员会，试图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取代不合理的权威。对权威的反抗，得到了学生们普遍的支持，也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此之外，在运动中，尤其是运动中后期，学生们与警察对垒战斗，占领奥德剧院（国家剧院），高喊“别了，戴高乐！”“十年，够长了！”对戴高乐政权的权威，对国家政权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要推翻国家政权的只是极少数。除了一些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这样的列宁团体，用革命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并没有成为一个大众的目标。运动的目标更多地是试图用激进的方式改变各种工作场合的权力关系（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220页。）。在运动中，学生没有去占领法国广播电视大楼，没有人去冲击无人看守的总统府--爱丽舍宫，这证明了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国家的权威、夺取国家的政权。对于一些左派的政党试图利用学生运动，利用五月风暴推翻戴高乐政权，学生们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年轻的革命者不想有人控制他们的行动，不想有政党操纵他们。象往常一样科恩·邦迪最为尖刻地表达了他们对官方左翼的蔑视：“共产党？当我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面竟尾随着一群肮脏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真是莫大的幸福？！”（注：帕特里克·西尔、莫林·姆克康维尔：《1968年法国革命》（Patrick Scale and Maureen Mconville,French Revolution 1968），第92页。）在1968年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了293个席位，取得了多数，比在选前的199席多出94席（注：罗伊·皮尔斯：《法国政治和政治机构》（Roy Pierce,French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纽约哈泊和罗出版社1973年版，第10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并不是以推翻戴高乐政权为主要目标。学生批判人的异化，追求自由的存在，其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