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还以他的政治行动表明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政治意义：即以存在主义自由思想为指导，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造反派。他的行动哲学告诉人们：不要怯于行动，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他的行动之中。他的实践更为青年学生树立了榜样。他站在“左派”甚至是激进的“左派”立场上，同情和支持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治行为，其中包括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美国对越南战争。在1968年5月事件中，他更是积极投入，谴责异化的资本主义，并表示支持学生的论战和巷战的造反方式。正由于此，雷蒙·阿隆指出：“大学生们的骚乱出色地扮演了《辩证理性批判》中溶炼中的人群的角色。萨特的‘实践’观点重现生机……”（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737页。）。
    3月22日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明显受萨特思想影响，特别是其领导人科恩·邦迪。萨特成了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学生运动反对人的异化，他们追求自由的存在过程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一些不良倾向，这在萨特的思想中可找到渊源。
    除了马尔库塞、萨特的思想理论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深深地影响着法国学生。托洛茨基在1905年首次提出：“不断革命论”。在20年代初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中，他发展了“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注：《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的理论。要求在世界各地各条战线上，朝着无产阶级的目标不停顿地前进。此后，他先后在土耳其、法国、墨西哥侨居，鼓吹和传播“不断革命论”。尽管托洛茨基在1940年被刺身亡，但他的思想仍在传播，拥有相当多的信徒。
    战后，在西欧，托派最为活跃的地方是法国（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1968年5月以前，学生中有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革命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另外我们从《世界报》1969年4月13日介绍最大的托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的情况中也不难发现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该同盟19岁至22岁的成员占总数的2/3。40%的人是大学生，15%是其他学生，15%是教员（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第120页。）。我们从苏联作家巴斯马诺夫带着感情色彩的笔下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拥有印刷出版机构和掌握传播书籍广告的人，都在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他的思想很容易地渗入到高等学府，托洛茨基的著作在那里被列入必读书目。资产阶级的大学还为“第四国际”的“思想家”敞开大门（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第99页。）。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由此深入到许多学生的思想中，而其“立即解决问题”、“紧急行动起来”的号召对心怀不满的法国大学生很具号召力。
    总而言之，马尔库塞、萨特、托洛茨基对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是主要的。马尔库塞和萨特的学说对资本主义批判虽然异常激烈，但终究还属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的范畴。托洛茨基的思想也与传统的马列思想存在差别。而毛泽东的思想、古巴革命的思想在法国有一定的信徒，但数量少，而且他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古巴革命的思想理解不深。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国学生主要接受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故其运动也应为一场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
    综上所述，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是一场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资本主义法国的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