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哈德良时代及其后的一段日子里，雅典是古老城市的楷模，是东希腊的中心。雅典城中的哲学学园再度活跃，社会环境得到改善，各地的优秀人物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雅典，雅典一时成了罗马的第二首都。在此祥和繁荣表象之下，帝国衰败的迹象已经显现。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束缚，增税也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军队、膨胀的官僚机构和帝国法庭的开支，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差。经济上的困难虽不大明显，但人口减少，哈德良开始为帝国臣民生活的保障而忧烦。帝国漫长边界的石墙和木栅常常被突破，其后的皇帝御驾亲征也难保边界线的退缩。地中海文明逐步远离了它昔日的光彩。帝国的和平繁荣没有满足人们文化和精神的饥渴。人们追求个性的解放，但精神空虚，在古典的框架中难能有新的思想、新的成功。罗马帝国文化拟古主义盛行，毫无新意的博学之士令人生厌地重复着矫揉造作的古老风格，没有诗歌、哲学、雄辩术，科学也黯然失色。曾在罗马帝国安身立命的希腊斯多葛、柏拉图和伊壁鸠鲁学派到公元176年以后只剩下了新柏拉图派。4世纪时新柏拉图主义已经广泛传播，雅典是其故乡。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先驱是费洛（Philon，约公元前25～45年），著有《论世界的创造》、《上帝是永恒的》，和以阿波罗尼（Apollonios）为主要代表的新毕达哥拉斯派以及以欧陀罗斯（ Eudoros）为主要代表的折衷的柏拉图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普罗提诺（Plotinos，205～269年），其他重要人物是杨布里可（Iamblikhos.C,250 ～ 325 年）及普罗克洛（Prokles,411～485年）。普罗克洛于公元430年到雅典，在437年成为这派的首领，一直作到公元485年。新柏拉图学派将亚里士多德、 斯多葛与柏拉图的教义调和为一个精雕细刻的系统，它几乎就是是一个宗教系统。他们寻求理解神的本质并实行苦行，以冥想和祈祷、特殊的敬神方式乞求神灵保佑（ 注：Saffrey,261～2,Life of Proclus 29.seeA.Car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late Antiquity,AD395～600,London,1993,133.），他们坚信神启的可能性。宗教注入了哲学。5～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盛行于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其面貌却是异教似的，尤其在上层人士中更甚，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许多大基督教思想家也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 许多著名的著作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拉丁文也很重要（ 注：A.Carmeron,The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late Antiquity,AD 395～ 600,London,1993,p.127.）。 东希腊被一个东方起源的东方式的宗教征服了。 基督教中有不少希腊因素。基督教的教义影响了君主制的理论，作为基督教徒的皇帝不再是神。希腊文化熏陶出来的朱利安努斯皇帝刚被抬进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立即开始扫荡欧、亚、非洲的每个角落，最后一位亚历山大里亚大学的新柏拉图派教师被宰割喂了狗。529年， 查士丁尼皇帝一道命令，没收雅典柏拉图学园的基金，关闭了这座柏拉图创始的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的学府。有故事说，柏拉图学园的七位饱学之士曾跑到波斯，
    想找到理想的哲学家国王， 结果大失所望（注：Agathias,Hist.II.30～1.see A. Carmeron,The MediterraneanWorld in the late Antiquity,AD 395～600,London,1993,134.）。
    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历史上激烈动荡的时代， 早已四伏的危机，爆发为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混乱。奴隶制已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奴隶制经济急剧衰退，到3世纪中叶已经濒临崩溃。 帝国的上层建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巴尔干半岛，1世纪后期的奴隶当家奴的为多，在希腊雅典较普遍。为维护地主的利益，后来的隶农象农奴一样地被捆绑在土地上，大众不可能指望在反对地方统治者时得到罗马有效的保护。大量的自由农民沦为隶农，其地位不断下降，同新条件下的奴隶逐渐接近，但又被禁固在奴隶制的囚笼里，难以冲破其樊篱发展为封建关系。
    帝国政权几乎全部瓦解之际，蛮族乘虚而入。帝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国家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收的90%来自农业（注：A H.M.Jones,Over-tax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Roman Empire,in Antiquity,39 （1959），p.83.）， 税收不管土地是否耕耘，重税是土地大量荒芜最根本的原因。税额不管年成好坏都不变，高税导致土地被弃，农村人口减少进而全国人口减少，农业衰落，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帝国日益穷困，国力大减，军力衰竭。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罗马帝国得以苟延残喘，但补苴残败的罗马社会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由希腊人首发其端，罗马人推而广之的古典文明已经背时，中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罗马帝国的危机是旧时代的悲剧，是新时代产生前的阵痛。在这时代变换之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剧烈冲突、血腥战争的频繁、哲学家冷峻的思索、历史学家痛苦的警示、法学家紧张的忙碌、政客不择手段的角逐，无不给人们留下深深的烙印。罗马征服了希腊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罗马的石造建筑和大理石雕塑还在，繁华的罗马广场却早已成了牛群欢跃的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