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最终引导美国走出危机，使新政大获全胜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府支出。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和可信的影响力，亦即政府的调节作用也由此得以确立。新政为美国政治生活与政治自由主义设立了一个特定的新格局，即“经济权力的集中关涉到的大商业、大劳工、大农业，以及大政府似乎毕竟还不坏，（因为）一个集中的权力趋向于抵消另一个……民主……在一个组织的体系中依旧是可能的”（注：乌普顿·辛克莱：《屠场》，第490～491页。）。可以注意到，对平衡的考虑或许会导致政治上互不相让的僵局。尽管各种力量互相斗争，但表现出来的却可能会是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就象罗斯福实际遇到的那样。然而，这样的僵局毕竟也有效地维护了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传统。在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期间，德国、日本分别转向法西斯主义以解决其国内问题，并最终成了欧亚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却没有。赫利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阐释道，“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分歧仅仅在于通向自由主义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并且）美国拥有德国和意大利所欠缺的东西：一整套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由主义政体与……相容政治的执着。”（注：艾利斯·赫利：《大战与现代秩序探索》（Ellis Hawley,The Great War and the Search for A Modern Order），圣马丁1979年版，第123～129页。）
    同进步主义时代相类似，为胡佛之类所欣赏的保守的19世纪价值观也无法取悦于民。在社会经济几趋崩溃的情况下，再来谈什么自由竞争、个人美德无疑会被弃如敝屣。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在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也的确处于几乎被遗忘的境地。
    前文已论述过，激进变革的社会方案在美国并无深厚土壤。30年代初的社会现实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大为震惊，并把希望寄托在国内彻底的变革上，希望一个更激进的新政把美国直接送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仅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样式，从而对苏联的失望使他们产生了迅速的幻灭感，并转而致力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造途径。造成这一幻灭的直接诱因则是苏联在外交上与法西斯德国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斯大林在国内滥用权力。佩尔斯总结道，“正是这种将俄罗斯等同于社会主义使3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陷于瘫痪”（注：理查德·佩尔斯：《激进理想与美国梦：萧条年代的文化与社会思潮》，第67页。）。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社会局势反过来也加强了美国社会中自由主义主流的势力。自由主义者并不缺乏实验精神和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时代均是如此。他们抛弃19世纪个人之间的平衡类型，同时并不惮于接受新形势下的新平衡。
    二战和冷战相继而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因此在美国政治中大行其道，以至于到50年代存在着一个“自由主义一致”（Liberal consensus）（霍奇逊语）。苏联的外部威胁和国内的经济发展使这种一致愈发巩固。自由主义者也更坚信社会的进步应当来源于集团间的平衡而非阶级间的冲突。尽管这样的信念不久即遭到动荡的60年代的冲击，平衡总表现为难以平衡，但这一目标却始终大同小异。
    变动不居的平衡在各个时代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由不同的主体来加以实施，然而其一贯的内核却只在于动态的静止。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文化正为此提供了鲜明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