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类中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东南部一处“盟誓遗址”出土了一批盟书。虽然学者们对盟主的身份与地位、盟誓的内容、年代看法不一，其性质为卿大夫与家臣盟，则是可以肯定的。（26）第（5）类盟会之具体分类，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们作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尽管春秋时期礼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盟礼中还是渗透了强烈的等级制精神。列国盟会原则上要求与盟人员的地位、身份相当，用《左传》上的话来说，就是“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27）至于国内不同等级之间的盟会，亦可作如是观。下面我们即以上述分类为基础，来探讨盟会习俗之盛衰。
    2.盟会习俗的盛衰
    春秋时期，会盟频繁，盟会呈现出一种习俗化的趋势而达到鼎盛：一方面，从高级贵族到低级贵族都热衷于参加盟会，盟会的内容丰富多彩，盟誓的目的因人而异，盟会的礼制规定也日近民间盟习。另一方面，上行下效，民间盟风日盛。如果我们把《春秋》经所载的会盟情况列成下表，并参照《左传》，就可以看出：
    （1）盟会习俗在春秋前期渐近高潮，到中期偏晚达到顶点，大约从昭公时期（541BC-510BC）由盛而衰。
    （2）伯主会盟主要集中于僖公、成公、襄公时期。
    （3）卿、大夫参加的会盟主要集中于春秋中期及晚期偏早。春秋早期及晚期偏晚，卿、大夫参加会盟的次数减少。
    （4）盟会有逐渐向会而不盟发展的趋势。
    （5）就盟的发展而言，其宗教色彩越来越淡薄，相信违盟者必遭神惩的参盟者越来越少，同盟日渐呈现出政治、军事联盟的性质。
    （后接《春秋》所见会一览表（722BC-481BC）
    附注：①盟、会年代后括号中数字1、2、3表示该年盟、会次数；
    ②盟、会年代后括号中△表示诸侯与大夫盟，□表示大夫与大夫（外臣）会、盟。
    下面，我们来重点分析春秋盟祀习俗盛衰的原因。
    高木智见认为，随着殷周时代血缘关系的崩溃，面对社会的激烈动荡，春秋时代的人们遂采用结盟这种方式来建立、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盟因而习俗化。这与我们的看法稍异。实际上，祭、政、军三权合一为殷商、西周时期君主专制主义政权特质之所在。平王东迁，周室式微，三权便逐步下移至各较大诸侯国君、卿手中。三权中，尤以祭祀权的获得公认最为不易。只有最大限度地分享周天子的祭祀权，才能最大限度地神化政权、军权。政权、军权的强大可以通过各诸侯国自身的努力去实现，但祭祀权的扩展，靠盟来解决似不失为上策。因为盟祀的神灵为正义的化身，人们大都相信其能主宰人间祸福。这正是春秋列国之间频繁盟、祀的根本原因。至于在春秋中期及晚期偏早，时有卿、大夫参加会盟，主要是因为这时的各国君主专制集权最弱，而卿、大夫势力正值鼎盛。要是我们把春秋盟祀与西周会同所祭神灵系统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天帝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基本上是一脉传承的，只是春秋时期的更为具体、也更加丰富罢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所盟祀的神灵就很有代表性，包括：“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二司为天神。贵族的宗教信仰尚且如此，民间宗教信仰之自然、朴素，也就可想而知，民间盟习之盛由此便可得到解释。春秋晚期偏晚，由于各国注重加强君主专制集权，采取打击卿、大夫的举措，卿、大夫参加盟会的次数就明显地减少了。春秋盟会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盟会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冲突问题，即使违盟，亦未必遭神惩。从《左传》哀公十二年“公会吴于橐，吴子使太宰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矣；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时人有视盟会为儿戏者，根本没有什么严肃性可谈。“《诗》非屡盟”，（28）“信士之言，犹胜于盟”，（29）“敌利则进，何盟之有？”（30）所谓的盟誓之凭，几近于一纸空文。春秋后期的宗教思想正发生空前的变动，思维的焦点逐步转向现实社会，解决问题的手段主要靠会而不盟来进行，神灵们越来越受到冷遇。
    3.春秋会盟的社会功能
    前文已从宗教学角度分析了春秋盟会习俗盛衰的原因，现在，我们将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春秋会盟的社会功能。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与某些人的社会冲突导致了与别人的联盟的产生。那种即使不是为了冲突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联盟，在其他团体看来也是一种威胁性的不友好的行为。于是，便又形成与之对抗的新的联盟。联盟本身是妥协的产物，并有可能促进进一步妥协。妥协有利于同盟之间的相互交往，阻止同盟的破裂，激发与盟人员社会参与的积极性。（31）这种理论和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大体上是相符的。
    客观说来，春秋前期、中期同盟的结成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和了同盟内部的矛盾冲突，促进了其内部文化的流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侯渡过泮水，在夷仪会合鲁襄公、朱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等攻打齐国，以报复往昔朝歌战役，齐人“男女以班，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齐文化输入晋国。《左传》成公三年，楚侵卫及阳桥，“孟孙清往赂之以执斫、执鍼、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中原手工工艺遂传入楚国。《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和戎。后来戎狄也谙熟华夏礼仪，同中原习俗无多大差异。但另一方面，同盟与同盟之间的冲突又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加重了小国人民的负担。晋悼侯“合诸侯，以为荣也”。“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贡，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弊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郑国对晋国“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鲁国甚至请求晋悼侯同意以晋属国鄫为鲁附庸，助鲁出贡赋。这些史实也见于《左传》。
    春秋时期华夷关系有时比较紧张，为“尊王攘夷”而进行的会盟延缓了周王室的衰落，使中原礼乐文明得到传承，但同时使部分过于陈旧的礼制也得到维护。《谷梁传》僖公九年载齐桓癸丘之盟誓辞，内容中就有“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一般的卿大夫与家臣、同宗成员之间的盟会，强调的主要是对宗主的效忠，亦不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需要提出的是，春秋时期的部分盟誓还起到了诅咒、神判的作用，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诅即盟诅），《诗·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周礼·秋官·司盟》”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但依其断案常具有较大的或然性，不利于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使礼法互补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以礼代法，法制的实质不过是人治和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