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运动除对各部门领导人、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镇压行动推广到了社会广大阶层中。有关社会上的镇压，长期严肃研究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的俄罗斯史学家奥·奥列弗纽克，根据文件断定，这一行动“是国家规模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是苏联最高领导监督和倡导下进行的”（注：〔俄〕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治权力机制》，第188页。）。
    1937年7月2日，政治局批准向各省委、边疆地区、民族共和国党中央的书记们下达如下电报：“兹发现，大部分从前一度从各个省区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后经流放期满又回本地区的富农和刑事罪犯，是形形色色反苏和破坏罪行的主要罪魁祸首，无论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无论在交通运输部门和工业部门，都是如此。
    “联共（布）中央向各省区党组书记和所有省区共和国内务部机构的代表提出，要对所有返乡富农和刑事犯进行登记，以便将其中最敌对的分子立即逮捕，并通过三人小组按行政办案规定予以枪决。对其余不太活跃但仍敌对的分子，要登记造册，流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定的地区。
    “联共（布）中央提议，要在五天内向中央报送三人小组成员的组成，应该枪毙的人数，以及应该流放的数字。”（注：〔俄〕《劳动报》1992年6月4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上报的三人小组名单和“反苏分子”数字，制订了《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 并于7月30日报送政治局审批。该命令规定，依地区不同分别从8月5～15日开始行动，在4个月期限内完成。
    依照命令，被镇压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应予立即逮捕并予枪毙的，第二类是应在集中营或监狱监禁8至10年的。在这两类人中， 每一类都向各省、区、共和国下达了限额（以上报数目为根据）。规定总计逮捕259450人，其中72950人予以枪毙。据查，这显然不是完整数字， 因为清单中缺乏全国一些地区，而且命令下达各地方领导后，各地方又要求增补追加镇压限额。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遭到了监禁或流放。
    命令规定，在各地领导这一行动的“三人小组”，由内务部（局）首长、有关地区党组书记和共和国、省或边疆区检察长组成。“三人小组”被赋予特别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做出判决，下达包括枪毙在内的执行命令。
    该命令于7月31日经政治局批准。（注：同上。）从8月底开始，各地领导又申请追加了一批镇压额度。从8月28日至12月15日， 政治局批准各地区总计增加额度为，第一类2.25万人，第二类1.68万人。（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1937～1938年政治局例会特别记录》。《莫斯科新闻》1992年6月21日。）
    除这次镇压反苏维埃分子的统一行动外，还组织了几次专门行动。1937年7月20日， 政治局授权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所有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德意志族人，并将部分人流放国外。8月9日，政治局批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消灭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的命令。为执行这一命令，1937年8～12月镇压了1.8万人。（注：〔俄〕《史源》杂志，1995第1期。）9月19日，政治局核准内务部《关于对付由所谓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构恐怖、特务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1937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的所有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境内。按叶若夫向莫洛托夫报告的数字，到1937年10月底迁农朝鲜族人结束时为止，共计达17万多人。（注：〔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
    上述原定4个月期限的统一行动并没有结束镇压。1938年1月31日，政治局同意苏联内务部关于补充镇压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分子数量的建议，规定到3月15日（远东地区到4月1日）再补充镇压57200人，其中4.8万人批准枪毙。相应地，也延长“三人团”特别使命的期限。同一天，即1月31日， 政治局也准许内务部将粉碎“反革命民族分子的限额”（包括波兰人、拉什人、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哈尔滨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的期限延长到4月15日。 （注：〔俄〕《莫斯科新闻》，1992年6月21日。）从同年2月1日至8月29日，政治局在1月限额以后又再次补充限额几乎达9万人（此次枪毙的人数不清）；事实上，再次延长了4月份结束镇压的期限。 （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政治局例会特别记录。）
    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大清洗”运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它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军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人们。这是斯大林体制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它不仅是对苏联党和国家宝贵干部资源和科学文化资源的一次大摧残，也是对从列宁开始培育、积累的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巨大精神和思想资源的一次大摧残。苏德战争初期的惨重失败；人们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恪守教条，不敢冲破禁锢进行改革；日后形成的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苏联党和国家形象的严重受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乏吸引力，以至苏联的最后崩溃--这一切，追根溯源，无不与“大清洗”运动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