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战后初期苏联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渊源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二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瓦解，社会主义将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市场和阵营。在这一观念指导下，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展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苏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它的终结已近10年，然而，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冷战的起源依然众说纷纭。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分析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探索冷战的成因，并为研究冷战起源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同时希望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
    迄今为止，在讨论冷战起源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冷战史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探讨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早在冷战方兴未艾时，西方传统学派就提出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进入7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的冷战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否定上述传统学派的修正学派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对外政策是温和、审慎和防御性的，斯大林实际上没有希特勒那样野心勃勃，试图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早已拟订好的征服世界的方案，心里想的主要是防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冷战告终之后，随着苏联档案在90 年代逐步解密和开放，西方学者开始直接使用原始档案材料研究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但是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达成一致的看法。虽然当年修正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表达了某种强烈的回归正统学派含义，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对之表示赞同。认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也不想直接与西方对抗的西方学者仍然大有人在（注：其实不仅西方学者，而且俄罗斯学者都在苏联档案开放之后，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迄今在这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除了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的《我们现在知道了》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Histo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之外， 还有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以披露的俄国秘密档案为基础的第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Edvard Radzinsky,Stalin:The first In-Depth Biography Based onExplosive New Documents from Russia's Secret Archives,translated by H.T.Willets.New York:Doubleday,1996,伏提克·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The Cold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6,以及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两人合著的《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其中只有拉津斯基的书已译成中文，并由新华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但书名改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上述各专著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看法很不相同，尽管他们都运用了大量的新近解密的原苏联的档案材料。）。
    中国学者对冷战起源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初，在比较有影响的苏联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对战后初期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阐述都比较笼统，基本的看法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注：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页。 ）或是：“战后苏联视保证国家安全为首要任务。为此，确保红军的胜利果实以及战后东欧国家政府的亲苏立场均被视为不可或缺。”（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也开始逐步利用苏联档案对冷战起源进行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最新披露的苏联档案，从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和国家利益三个层面入手，系统地分析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指出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发展过程（注：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参见《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 这无疑对拓宽冷战史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
    然而，在中外学术界对战后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林林总总的研究中，学者们几乎不是把它归结为推行世界革命，就是视之为保卫本国的安全，或者将两者机械地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认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在某个时期是推行世界革命，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保家卫国。但是，这些看法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缺乏研究分析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因此没有注意到战后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单纯的世界革命，也不是简单的安全至上。事实上，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理论是不能简单地用世界革命或国家安全来作概括的，而是必须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和综合的世界体系观。由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他本人制订战后苏联内外政策的基础，因此它的形成、发展与战后的冷战起源有直接的联系。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基本内容为：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政治影响）将导致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61页。）。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导致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因为是苏联在二战中通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而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力量对比，并使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 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The Two-Camp Policy by Andrei Zhdanov,September 1947 from FromStalinism to Plur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Europe Since 1945 Edited by Gale Stok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页。根据目前中外学者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日丹诺夫的报告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完成的，而“两个阵营”的概念则是日丹诺夫请示了斯大林之后才正式公开提出的。参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从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三、之所以说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是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开始从苏联一国向数国发展，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战后的世界体系将从经济到政治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四、随着战后两大体系的出现，斯大林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世界市场相对固定，并且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