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产生是与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国际地位的改变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在二战前，苏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虽然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在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仍然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尽管他已经提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产生而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随着苏联在战争后期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出国门，横扫东欧，苏联红军相继占领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因此而不再如战前那样“孤立无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有可能越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在数国取得成功。由此，斯大林开始改变他自己在战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资本主义独霸世界市场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苏联国际地位改变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导致产生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理论渊源上看，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以及与之相联的两个平行市场、两个对立阵营的理论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指出：苏联能用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依靠本国无产阶级所夺取的政权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内部建成并不意味能在一个国家获得最后胜利，因为“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 ”（注：《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4-65页。）根据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作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手；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确信只要能保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企图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必将取得胜利。”（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为他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视为从一国开始，然后全面展开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陷入危机，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断地发展壮大，于是资本主义便进入斯大林称之为总危机的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扩展，社会主义因此将从一国走向数国，然后形成与资本主义平行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将最终逐步地取代资本主义。其次，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从一国发展至数国乃至最终发展至全世界，那么一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应该是社会主义在数国发展，以及形成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先导，而社会主义向数国扩展，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则既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发展，又是对前者的实际保障。最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运用政治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即通过暴力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手段在一国之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只要条件成熟，运用同样的手段也可以在数国之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其实，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之初，斯大林就已在构想形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斯大林在1927年接见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在国际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显然斯大林对实现共产主义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他的思路是：首先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在一国（即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随后以此为中心形成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并且平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最后通过两个相互平行并且对立的世界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将最终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是一个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当苏联的力量在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至苏联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有形成两个中心的构想，却不具体提出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政治理念，更不在行动上着手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只是坚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为其内外政策的主导。
    然而，由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强烈的将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至数国，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含义，因此，当二战后期出现苏联红军横扫东欧的局面时，这一理论非常迅速地诱发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体系的新看法。斯大林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即将出现。面对苏联的力量在东欧势如破竹地扩展，斯大林很自然地感觉到，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第二步，即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阵营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和阵营的时刻已经到来。1945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说：“这场战争的进程与过去的战争决然不同，在谁占领的地区可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这场战争不可能有其他结果。”（注：转引自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4页。）于是，斯大林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公开提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是因为苏联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他在苏联的占领区建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作舆论准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说，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1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显然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斯大林已开始把战时的反法西斯联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不断强大起来，因为战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斯大林公开发表上述言论时，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在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转化了。
    虽然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中，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两者因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这两种理论是有明显差异的，特别是在对苏联现实的外交政策的具体指导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而正是这种差异使战后斯大林的世界体系观对冷战的起源具有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