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虽然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对西方推行了一系列强硬的和不合作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有计划地准备在战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对抗，乃至与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冷战之中。实际上，斯大林的强硬、不合作，甚至主动出击都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为：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局势只是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条件，尚未达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尽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加深重了。斯大林还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和发展的情况看，“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5页。），因此，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它得到确立之后，作为社会主义主力的苏联没有必要超出自身的势力范围全面出击。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联的实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在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苏联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放在第一位，坚决地否定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虽然二战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发展成建立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理论；但是，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面出击，用自己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就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本人是希望如此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从20年代起就放弃了列宁所持有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因此他并不真心诚意地支持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斯大林始终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首先保住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实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进行列宁所曾经憧憬过的，和托洛茨基所始终坚持的世界革命。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完全是从苏联实力的实际出发，利用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力量，在其势力范围内（这些势力范围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秘密外交中向美英争取到的），逐渐地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东欧各国（注：由于冷战的迅速爆发，东欧的苏维埃化在1947-1948年间加速实施。）。在此范围之外，斯大林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十分积极，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注：早在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时，希腊就被斯大林归入西方的势力范围，此后不论希腊共产党如何努力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斯大林就是不予支持和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斯大林也是十分消极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甚至明确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且还劝阻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参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8页）。 苏联共产党权威理论家日丹诺夫为此甚至到1947年还认为中国应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参见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40页）。由此可见，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扩展苏式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二战后掀起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际上斯大林在对西方表现出自己的强硬立场的同时，并不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全面的冲突。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以消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导向的。恰恰相反，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初期苏联外交的重点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营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允许西方染指。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认可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由此，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并没有做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发生全面对抗的准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还希望在战后继续获得美国租借法所给予的经济援助以及美国政府的贷款（注：盖迪斯：《俄国，苏联，和美国》，第178页。）。斯大林认为， 既然战后将出现两个世界体系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那么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的美国必然希望通过继续给予苏联经济援助来为自己的剩余产品寻求更大的市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生而缩小。
    然而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同意在战后继续向苏联提供租借法援助和政府贷款，反而对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合作政策作出更加强硬和全面遏制的反应。从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美英苏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开始， 美国对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路线。1946年2月22日， 即在斯大林公开发表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之后13天，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务院发出长文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苏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紧接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于3月5日在美国的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同年9月， 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福德向杜鲁门提交了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反复强调苏联具有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并提出，为了世界的稳定，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0页。）。 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咨文， 提出了全面遏制苏联、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杜鲁门主义。之后不久，马歇尔计划出台，斯大林对此还之以更为强硬的对抗政策，冷战由此全面爆发。
    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采取对苏全面遏制的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不少原因已经被中外冷战史专家详细分析过。比如盖迪斯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从历史、意识形态、技术、个人品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实行对苏全面遏制政策的原因（注：盖迪斯在其70-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专著中，如《美国和冷战起源》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Origi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Press,1972， 《俄国，苏联，和美国》，《遏止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都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其1997年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盖迪斯似乎主要分析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对冷战起源的影响，而较少批评当时美国的政策。）。中国世界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一致地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促使美国对苏全面遏制的根本原因。应当承认，中外史学家的这些分析都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分析之中似乎缺少了对一个相当重要原因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决策层对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误解和过分的反应。
    从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开始，美国的决策智囊和决策者都没有注意到，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是围绕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展开的，因此斯大林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的决策人士从自身固有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出发，坚持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外交政策是全面地扩张共产主义的领土，削弱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对手，并且苏联随时都在准备发动战争和推行世界革命。因此，“只要苏联侵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拥有主要由先进武器组成的军事潜力的美国，就不准备考虑裁军或军备限制的建议”，因为“军事力量的语言是强权政治信徒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为了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我国政府决心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和小国的权利，美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1页。）于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 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了（注：杜鲁门1947年3月12 日发表的咨文原文参见美国政府出版局1950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10年：1941-1949 年的基本文件》A Decade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1941 -1949 ，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 第1253-1256页。）。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化名为X 先生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也发表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全面遏制苏联的理论由此成为美国战后初期对苏政策的指针。
    当冷战的高潮过去之后，遏制理论的创建者乔治·凯南曾经对战后美国全面遏制苏联的政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凯南认为，当时美国的对苏政策犯了错误，“即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硬加给他们，贸然作出结论说他们就象希特勒及其同伙那样在军事征服的贪欲指使下行事，也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的时间表，因而只能使用对付希特勒的那种办法来对付他们才能奏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第135页。）然而凯南似乎始终没有认识到， 实际上在冷战起源时期，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决策人士的最大失误应该是没有理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因此对斯大林战后世界体系观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误解了当时苏联的外交行动。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决策者们把斯大林有限地扩展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行动误解为全面地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并因此而产生过分的反应和过激的行动，用全面遏制的方法与苏联对抗，以致最终导致美苏之间长达40余年的全面冷战。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如果当年美苏双方都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比如对战后世界体系的认识更为客观一些，或比较接近一些；如果美苏都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对方的行动目标，比如不要把对方有限的目标视为无限的目标；那么几度将人类推入热核战争边缘的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不可以重写，但是人类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因此，牢记冷战起源的历史教训对于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人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