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上，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注重于帮助本国运用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扩展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后者则更强调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强调主动出击，在更大的范围即超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根据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体系最根本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新组合由此显现。随着战争的进展，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越来越明显地一分为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日益明显，以致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39页。）。由于在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分化过程中，苏联始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的主力与基础，因此苏联外交战略的改变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战前，苏联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围绕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虽然不同时期苏联外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在20年代，苏联外交的重点在于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而在30年代随着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外交则侧重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口号，并试图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是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仍与20年代时完全相同，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即使到二战爆发前夕，苏联决定放弃集体安全政策而单方面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仍然是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而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转化之后，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便开始从战前的单纯保卫自己的安全转向主动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苏联外交战略的这一转变首先表现在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处理战后有关东欧安排的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强硬立场上。
    早在1945年上半年，斯大林就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坚持要由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控制战后波兰的政局。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 美国政府向莫洛托夫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注：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 ·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但是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寸步不让。在给莫洛托夫的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示：“如果他们（指美英两国--作者）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注：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第592页。 ）。随后在波茨坦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强调苏联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建立战后波兰政府。不仅如此，在处理东欧其他被苏军占领的国家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也十分坚定，坚持要在那里建立苏联认可的政府。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你必须顶住，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其他问题上，如果盟国不妥协，你就应让贝尔纳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将难以同意和意大利签定和约。”会议行将结束时，斯大林甚至提出：“宁愿让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尔纳斯作出让步为好。美国人力图造成‘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注：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第593-594页。）
    直到今天，很大一部分中外冷战史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之所以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主要是担心苏联在战后的安全问题。早在50年代，阿诺德·托因比就指出：“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注：《欧洲的重组》，第34页。）70年代美国修正派冷战史专家盖迪斯也认为：“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国家的安全放在国际共产主义利益之上，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促使他向东欧扩张”（注：盖迪斯：《俄国， 苏联， 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78 年版，第177-178页。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仍然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强硬政策出自于对安全的考虑，只是斯大林的安全观与西方的不同，认为安全来自于恫吓和消灭潜在的挑战者。参见《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5页。）。在苏联部分档案开放后的90年代，不少外国学者如伏提克·马斯特尼、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和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等在对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与当年托因比及盖迪斯相近的看法。比如马斯特尼认为是斯大林对安全贪得无厌的渴望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原因以致导致冷战（注：伏提克·马斯特尼：《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Soviet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而祖博克和普莱沙可夫认为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在世界革命与国家安全两者的指导下不断变化的，但是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主要是为了在苏联的周围建立一保护地域带（注：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33页。）。我国学者从90年代起也比较一致地认为斯大林在战后对西方的强硬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注：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和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等专著， 以及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