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科技”所包含的巨大潜能和价值，战后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已经或正在使现代经济发生结构性改组，所谓“现代经济”即几百年来形成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传统农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以建筑、汽车、钢铁为支柱的现代工业的统治地位也发生动摇，而以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及生物工程为支柱的知识产业一跃而为国民经济中的“首要产业”，从而开创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由于它是以“知识产业”为主导的，因而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Knowledge Economy Age），“知识经济”即科学技术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这种转变首先发生于1957年的美国，据说这一年美国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人数，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页。）。但这一说法是否可靠很值得怀疑，因为他们的研究者历来是把“知识产业”放在所谓“服务行业”之内来考察的，这就夸大了知识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其作法和结论并不很科学，只能说明某种发展趋势。据美国学者马克鲁普测算，“知识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58年时大约只占30%，但10年之后的1969年，包括知识产业在内的整个所谓“服务业”，已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4%，而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则分别降至30%和36.6%（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2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构性改组虽然最早发生在美国，但也相继发生于西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很快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潮。据统计，1969年时，已有三个欧洲国家，即英国（51.0%）、荷兰（51.6%）、意大利（51.7%），其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一半，而在西德（46.2%）、法国（45.3%）、瑞典（48.9%），此比重也已接近一半（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22页。）。尽管这些数字还很不精确，但足以说明现代工业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改变，其方向已不可逆转，不能不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这一点，如果把它和现代工业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一比较，就会看得更加清楚（见下图）。
    任何社会，其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并要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两者的变化都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由于二战前后发生新的科学革命，人类从此拥有了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即以“高科技”为标志的知识生产力，并由此建立起一大批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因此，二战以后社会变迁的一个突出事实，就是一个拥有高科技知识、资源和资本的“专业人员”群体的崛起，这些人以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新兴产业为基础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正在取代传统的产业资本家而成为社会的新富。与此同时，一个拥有一定高科技知识和技能，主要从事于知识产业劳动和服务的新的工人阶层正在逐步形成和扩大，并取代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主要的劳动阶层。总之，本世纪中叶，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见下表）。
    更重要的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继续用传统的经济学的规律和观点，来看待新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已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本即知识和智力的占有和分配，比有形资本的占有和分配更加重要。以往的生产，以有形资源和劳力投入为主要条件，所以生产规模越大越好，现在企业经营的好坏以科技水平和知识密集为转移，其规模不一定需要很大。传统工业技术以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资料为目标，因而造成人与生态环境的失衡和资源的枯渴，而高科技则以科学、合理和综合利用现有资源为目标，得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也不一样，物质产品会变成商品，但知识产品却不单单是商品，并不因出售者而发生异化。因而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劳动者与所有权的统一，防止或限制劳动的异化，从而深刻地改变资本运行的规律和特点。
    ①资料来源：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1-152页。
    三、邓小平的科学论断
    关于本世纪发生的上述变迁，在国际学术舆论界众说纷纭之中，有一种主要的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信息革命”论。按这些人的意见，似乎二战前后发生的并不是科学革命而只是“信息革命”；在科学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技术”产业，也不是一种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而独立的产业，而只能把它们与以往的交通、运输、商业和服务等行业一起称为“服务业”；由此形成的“后工业社会”也不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什么“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它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似乎看不见也摸不着。
    我们知道，对人类这个主体来说，“信息”只不过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注：诺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页。），至于这种被交换的“东西”本身究竟为何物则要视具体内容而定，虽然一般认为信息交换是由“信源”、“信道”、“信宿”这三个要素组成的，但信息本身对人类来说永远只是一种被接收的“代码”，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纳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注：诺伯特·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3页。）。因此，把二战前后发生的高科技革命归结为“信息革命”，不仅缩小了这场科学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利于揭示这场科学革命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内在联系，当然也就难于弄清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和社会影响了。其实，任何真正的科学革命，都直接或间接导源于人类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并最终必将引起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发生于二战前后的高科技革命也不例外。同时，自人类诞生以来，无论人类处于社会发展的何种阶段，都不能离开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孤立地存在，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在本质上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很难设想，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有朝一日可以离开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仅仅靠所谓“信息”就能生存。把“信息”不恰当地抬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只会有意无意地掩盖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真相。人们会问，就算如君所说，“信息”是如此的重要，但这信息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又是谁来制造和提供的？信息的传布是要有一定手段的，这传布信息的工具是谁制造的？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接收信息并不是最终目的，人们拿这些信息又去干什么？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