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在发生于本世纪的诸多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发生于二战后的新的产业革命，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新兴产业，包括计算机产业、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复合材料制造、核能开发、可再生能源开发、海洋资源开发、航天飞机制造、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制，直至摸拟人脑思维原理和机制的人工智能机的研制，甚至“克隆”牛羊及其他生物的工程，等等，都带有很强的创新色彩，涉及诸多深奥的科学理论，需要采用大量尖端技术，并因此具有很高含金量。由于高科技知识在这些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类新兴产业可称为“知识产业”，以它们为主导的经济可称为“知识经济”，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完全不同的经济时代，即所谓“知识经济时代”，而为这次产业革命提供强大动力的，既不是发生农业革命时的半人工半自然形态的生产力，也不若引发工业革命的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而是具有极高创新能力的知识生产力，即发生于二战前后的“高科技”。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正如邓小平在他的一个论断中所指出的，科学技术已由一般生产力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几千年来以“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体力劳动作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的时代正在缓慢地悄然逝去，前文提到的马克思所预言的那个新时代正在悄然向我们走来，对此人类必须有所准备。我们不能借口自己的落后而忽视高科技革命提出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了的真理，且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强烈的时代特征。它实际上是关于当代已经发生和正在展开的“高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由它们开辟的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的动力、过程、本质和特点的科学概括，具有无庸置疑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他第一次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为了重申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原理，那是在“四人帮”肆虐的1975年。在事隔13年后的1988年，他才郑重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前后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可见这一论断的提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有1988年9月5日和12日他与胡萨克等人的谈话为证。当时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现在看来（着重号为引者加--引者）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275页。）为什么要把“生产力”的提法改为“第一生产力”呢？谈话中的“现在看来”一语，道出了小平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奥秘。它告诉我们，导致这一改变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现在”，即当代世界发生的高科技革命及由此引发的新的产业革命，此论断是他对这次革命的性质和特点的认真观察和及时概括。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意义何在？它意味着，根据马克思的原理，在高科技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变成了最强大的生产力，并不可避免地会在经济上引发出三大变化：（1）构成主要生产力的要素发生改变，知识生产力即高科技将取代人工和半人工的生产力，成为主要生产力；（2）获取财富的主要形式发生改变，非直接劳动即脑力劳动将取代“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体力劳动，成为财富的巨大源泉；（3）判断价值的尺度发生改变，劳动时间将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判断价值的尺度。由于此三点涉及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核心问题，它们的改变必将导致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观念的改变，其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这里所说的“科学技术”当然不是指一般的科学技术，而是指正在兴起和发展的“高科技”。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作出这一论断之前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而在作出这一论断之后，紧接着又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275页。）总之，人类主要靠“直接形式
    ”的劳动即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巨大源泉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一个新的以非“直接形式”的劳动主要是以“高科技”为动力的时代正在到来，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的本质，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尽管这一巨大变迁才刚刚在世界的一角拉开帷幕，离全人类真正“全面进入”这个新时代还相去甚远，但这一根本认识是不会错的。
    其实，已有许多人，包括上面所说的“信息革命”论者，对这场正在发生的巨变的动因、本质和特点，发表过大量值得重视的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彼得·德鲁克虽然把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看成是“发明蒸汽机以来的第四次变革”，但认为“它是由信息和生物学引发的”（注：彼得·德鲁克：《新现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虽然不恰当地把正在形成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但他相信“信息经济是真实的”，并力图“证明信息经济的存在”，认为为此就必须制定判断这种经济的“标准”（注：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事实上，早在60年代初，已有人对“知识产业”作过测算。1977年5月，马克·波拉特著文谈论测定这类经济的“定义和度量方法”，并对201种行业中的440种职业进行了考察，得出了知识产业1967年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6%的结论（注：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第27页。）。彼得·德鲁克明确地指出：“知识的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的产业。”（注：转引自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第21页。）他还提出了“知识资本”的概念（注：彼得·德鲁克：《新现实》，第142页。）。丹尼尔·贝尔虽然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但他同时也警觉地注意到“‘服务行业’一词掩盖着不同的事物”，并不把新经济仅仅看作是排除了“实业”的纯粹的“服务业”（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43页。）。与那些仅仅谈论“信息”及其意义的作者不同，丹尼尔·贝尔强调知识作为“生产力”的革命作用，以及由它引发的社会变迁的巨大后果，尽管他企图以“理论”为“中轴”来构建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认为，由于这场高科技革命，以往的工业社会已发生了“三大变化”：（1）由于经理成为组织的控制者而出现了工业企业的变化；（2）由于产业无产者的缩小和新的技术、专业阶层的扩大而出现职业结构的变化；（3）由于国家官僚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上专家官员的兴起而出现的政治制度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在后工业社会里，“专业人员”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人物”。日本学者林勇次郎在《信息社会》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转变的前沿--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带来的社会变化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时所经历过的巨大变化。”（注：阿尔温·托夫勒编：《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过“第三次浪潮”的论点，可惜当时却未能准确地把握这次浪潮的本质和特点，只停留在“信息革命”的一般议论上。在西方学术界，如果说有人准确地把握了这次产业革命的本质的话，这个人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认为由于这次产业革命解决了技术即由潜在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J.哈贝马斯：《通向合理社会》（Jürgen Habermas,Toward a Ratianal Society），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70年版，第104页。）（a leading productive force），已不再是一般的社会生产力。所有这些，对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当前人类正在发生的巨变的性质和特点，都不无参考价值。
    总之，我们可以“高科技”革命为界标，把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即人类获得财富的能力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人类获得财富的源泉主要靠“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体力劳动；在此之后，人类获得财富的源泉则主要靠非“直接形式”的劳动，即知识生产力。正因为如此，发生于本世纪中的新的产业即“高科技”革命，就不应再被看作现代工业社会内部的第三次或第四次结构性调整，而应被看作整个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并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但无论农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由于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几千年来主要靠“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体力劳动获取财富的方式，这次“高科技”革命所包含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前两次产业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确切地判断说：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
    至于这个新时代的详情究竟怎样，未来社会和经济将如何运行，现实生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马克思的预言，对此我们还只能知道个大概，要真正弄清这些问题，还要等待实践的回答，并呼唤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能依靠目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因为，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生产关系”，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在那里劳动时间始终是价值的尺度，《资本论》显然是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的理论。而目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把“工业化”视作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虽然也涉及到新旧两个时代交替中的某些问题，但所关注的重点显然还是本文所说的“正在悄然逝去的”那个时代。然而，新时代正在无可阻挡地向我们走来，一切关心我们民族和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人们，有义务以自己艰苦卓绝的研究和探索，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在这里，理论上的创新无疑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