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
    （1）文字的改进。西周初期沿袭使用商朝时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西周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钟鼎文），与商朝时期基本相同。[7]随即逐步进行改进。《说文解字》第十五上说：“周宣王（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字或异。”即周宣王时，文字的改革基本完成，“与古字或异”即与殷商以来使用的文字稍有不同，是进行了改进的结果。史籀改进的文字称为大篆。《说文解字》又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示。指示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而成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史籀使后来汉字的基本结构趋于完备。周代文字，至今仍存者，有金有石，诸家著录的金文，确定为周代器物者达数百种，如师旦鼎、无专鼎、周寰卣、毛公鼎、孟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器物。石文有坛山刻石，其文云：“吉日癸已”，相传为周穆王时书，但真伪未定[8]。殷商、两周时期遗留下来的金文不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周时期的。金文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分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之为“钟鼎文”。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需要表达的事物、概念越来越复杂，反映在文字上，便是金文字数的大增。关于服装，甲骨文中的1个“衣”字，在金文中发展为12个字；甲骨文中的1个“食”字，在金文中发展为10个字；另外，关于住宅的字，也由甲骨文中的12个字发展成36个字。从文字的结构规律看，金文与甲骨文的明显区别是形声字的比例陡增。可见，从甲骨文到金文，汉字的形声化已成大势所趋。在文字组合、语法规则方面，金文继承甲骨文，变化不大。但在文字篇幅上有明显的扩充。甲骨文最长者为一百七八十字，而金文现已发现的最长者《毛公鼎》铭文，已达497字，翻了一番有余。这表明华夏族人当时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9]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大篆），在书法上与金文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10]。
    （2）史学、文学和法学。《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西周史官专职记事，他们写下来的文献，不仅有史事，而且有些就是文学作品，与诗歌、音乐也都有联系。史官还能督促天子实践其诺言，在政治上也起着相当的作用。一般的史官既有较高的文字能力，也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或谓“有史而后有文，故文学亦出于史官。周之典册，皆史所为”。[11]刘知几《史通·外篇》说：“《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中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不仅周天子有史官，诸侯也同样有史官。史官在西周实为史学和文学的作者，在政治上又有相当高的地位。又或谓“有史而后有法，故法学出于史官。《周官》太史掌邦法，内史掌八枋，即法律之学所以出也。”[12]依《史记·晋世家》所记周成王桐叶封弟事件看来，西周史官不仅掌握法制，而且又是监督和执行法制的职官。
    西周时期由史官撰写和保存下来的文献典籍甚多。今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尚书》即上古之书，亦简称《书》，它被儒家尊为经典，即称之为《书经》。自汉代以来，《尚书》即有今、古之分。今文是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经师们保存下来的，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写的。今存《尚书》共58篇，除33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之外，其余都是东晋人伪造的《古文尚书》，不可信。《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22篇。除《文侯之命》、《秦誓》之外，其余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大概都出于史官之手。《周书》散文记言记事较商代的散文更清晰而有层次，文学因素也有所增加。例如：“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牧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这些都是古代俗语的引用。又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洪范》）这是诗歌式的散文。同时，叙事成分也越来越多。如：“秋，大熟，未获，天火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金滕》）描写一次风灾的破坏，气象逼真。《尚书》的散文还处于古代散文的初步发展阶段，因而有些地方艰涩难读。但在用词选语上注意锤炼，甚至杂以精警的韵语，这些好的传统已在《尚书》中显现出来，从而使后世的散文形成简要洗练、便于记诵的特点。[13]
    又《周易》卦爻辞是较之甲骨卜辞有所发展的简短散文。《周易》乃占卜之书，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卦象、卦辞、爻辞三部分组成。其成书年代和作者，说法不一。传统看法认为是周文王被殷纣王“拘而演周易”。当代学者或认为成书于西周后期。《周易》卦爻辞记事生动，比喻形象，多用韵语，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成语、俗语和歌谣。[14]
    《诗经》收集了上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在小雅中有六篇“笙诗”只存篇名。《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诗经》产生的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大雅》和《国风》中的《荟风》、《豳风》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小雅》中多数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之作，《鲁颂》、《商颂》和《国风》其他部分都产生于春秋时期。《诗经》中的诗，都是配乐的歌词，故风、雅、颂三类应是以音乐为标准的区分，它们原是音乐曲调名称。诗歌与音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风是地方性的民歌，各有不同特点的声调和风格。雅、颂也各有不同的格律，都能配乐歌唱，组成一定的乐章。这些乐章是国家制定的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相当广泛。不仅国家的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需要有不同的乐舞，且在贵族们的社交宴享中，也要应酬演唱一定的乐章。在当时的贵族教育中，对诗与音乐都非常重视，这对文学与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5]。
    （3）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周人继承了殷商崇拜“天”，信仰“天帝”、“上帝”的宗教思想，周王和商王一样，都是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然而，夏、商、周之递代，使周人感到“天命靡常”。商纣之所以被周武讨灭，是因为他“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6]。所以，西周的统治者们除了崇拜天、敬天之外，还认识到了应该重视人民。重视人民的表现是要对人民有利。要使自己的行为对人民有利则必须明德。《诗经·大雅·思齐》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其类。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子孙。”诗中的主要意思是：上帝（天帝）随时在观察天下四方，寻找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明德之君。从王季到文王都因为有德而被上帝选中为君，而且延及子孙。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上帝是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上帝是要选择明德之君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要重视人民，为君要明德，这是上帝的意图。周朝的统治者们把宗教信仰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了。《史记·周本纪》中也说了类似的事情。其文云：“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惧也）。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韬也）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先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我先王不窋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夫先王之制，……荒服者王，……有不王则修德（《集解》：“韦昭曰：远人不服，由修文德以来之。”）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布令陈辞而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按，犬戎之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集解》：言犬戎立性敦笃也。）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百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在这里，祭公谋公劝周穆王勿征犬戎，应遵照先王之训，“耀德不观兵”。周穆王不听，出兵征伐了犬戎，结果“荒服者不至”。被统治的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拥护周穆王了。西周的统治者们非常重视“修德”，而且把“修德”说成是“天”、“天帝”、“上帝”的要求。违反了“天帝”的这个要求，一切行为都会遭到失败。关于“德”的内涵。或谓“德字照字面上的看来是从值（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先正其心’……”[17]所谓把心思放端正就是不能损害别人以利于自己；或者是欺骗别人。商纣之所以灭亡，就因为他“降灾下民”--损害人民，而又“数欺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