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墓室较大、出土青铜礼器较多、墓主身分较高的墓，出方形器皿就较多或较精。如：
    小屯北M331（第一期）〔18〕，出铜礼器19件，有方卣1件、 方爵2件，方形器占全部礼器的15.8%。
    妇好墓（第二期）〔19〕，出铜礼器210件，出方形器有斝、尊、鼎、罍、壶、彝、缶、方形圈足器等八类23件，占礼器的11%。尽管方形器皿占的比例并不算大，但有的器物铸造甚精， 像重117公斤的司母辛方鼎、造型奇特的偶方彝、纹饰华美的司母方壶等，不仅是妇好墓铜器群中的珍品，而且也是殷代铜器中的瑰宝。
    郭家庄M160（第三期）〔20〕，出铜礼器41件，方形器有斝、尊、鼎、觚、方形圈足器五类17件，占礼器的41%。在殷墟未盗掘的墓中，以此墓方形器皿占的比例最大。
    91后冈M9（第四期）〔21〕，此墓曾多次被盗，但在南墓道一器物坑之下部保存尚好，内出铜礼器6件，有方彝1件、方爵2件， 方形器皿占了一半。估计原来此墓的随葬品中，方器的数量会相当可观。
    上述四墓，妇好墓的墓主为王室成员，郭家庄160 号墓墓主为较高级的武将，后冈M9墓主是地位极高的大贵族。由此可见，方形青铜礼器（特别是一些形体硕大、制作精良的方礼器）是殷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地位的标示物。
    殷墟文化各期墓葬青铜礼器的组合均以觚、爵为核心，但与觚、爵搭配的器物有所不同。较大的墓器类多，组合较稳定，各期（尤其是二期以后）的主体器类变化不大，而小墓器类少，组合变化较迅速。
    殷墟一至四期，出8-14件铜礼器、出二套以上觚爵的墓有13座。 一期4座，如前所述，此期组合为鼎、觚、爵、斝、尊或配以瓿。二至四期9座，其组合一般为鼎、簋、觚、爵、卣（或尊）六类。 二期的司空M663〔22〕，元卣有瓿，无尊、斝、但有方彝。
    殷墟一至四期，出16件以上的青铜礼器、出三套以上觚爵的墓9 座，各墓必有鼎、簋、斝、尊、觚、爵、卣、甗八类器物。小屯M331时代较早，无簋，但有一作为食器的锅形器〔23〕。
    过去有的学者曾指出，在一、二期，出三套觚爵以上的墓，同类器3件（或2件）以上的，其形制、大小不一〔24〕。三期以后的情况是否如此，由于当时资料所限，尚不清楚。现在，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加，我们看到在三、四期，此类墓中的鼎、觚、爵、尊、斝、簋等，仍保持了这一旧的传统（见表三）。
    表三 出三套以上觚爵的墓
    表中第四期的小屯M1〔25〕、西区M1713〔26〕、郭北M6〔27〕、刘北M9〔28〕所出鼎、觚、爵、簋几类器物，既有质地较好的实用器，也有轻薄简陋的明器。同类器优质劣质并存，以此来表示该类器物的不同形式。
    殷代后期，殷墟以外地区出三套觚爵以上的墓葬，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河南温县小南张墓〔29〕，出土9件铜礼器，有2觚3爵，3件爵可分为腹饰饕餮纹与腹饰弦纹二种形式，不同式的爵尺寸也不同；河南罗山蟒张M28〔30〕，出11件铜礼器，其中鼎、爵各3件，各分二式；山西灵石M1〔31〕，出23件铜礼器，其中鼎2件分二式，觚4件分二式，爵10件分三式。每类器中不同的式，纹饰、尺寸都有差别。
    值得玩味的是，出五套觚爵以上、级别较高的墓葬，鼎与觚爵套数的比例大致相同。妇好墓〔32〕出鼎32件，觚53件，爵40件，觚爵之数不大配套，若以铜觚与铜鼎之比例计算，则近5:3。郭家庄M160〔33〕，出10套觚、角，6件鼎；小屯北M18〔34〕及罗山蟒张M1〔35〕， 均出5套觚爵，3件鼎，这3座墓，觚爵（角）套数与鼎之比例均为5:3。 上述四墓，炊、食器与墓中随葬的铜礼器总数之比，分别为22.3%、21.95%、25%、22.2%，相当接近。这是不是偶然的巧合？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墓葬资料来检验。若非巧合，就表明在较大的墓中，一些最主要器类的相互搭配，是有一定比例的。
    殷墟出铜礼器的墓中，出一套觚爵的小墓占80%以上，这些墓出土的铜礼器1-7件不等，虽然礼器数量少，但器类之组合方式种类较多。特别是三、四期，新的组合层出不穷，如：鼎、簋、觚、爵；鼎、爵；单爵；单簋；单鼎；单鬲；单觚；觶、觚、爵；鼎、簋……等。其中鼎、簋组合在四期出现以后，延续到西周时代，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下面几点认识：
    1.较大的墓，在随葬铜器的组合、一些主要器类配以不同的形式、或某些器类相互间之比例，从早期到晚期变化不大，这表明中、高级贵族（尤其是高级贵族）在礼制方面的保守性。较小的墓铜器组合变化快，新的组合形式也较多，这反映出一些小贵族（可能还有一些富裕的平民），在礼制方面敢于冲破旧的传统，具有革新的精神。
    2.簋，二期开始出现，但占的比例不大，从三期始逐渐流行，成为仅次于觚、爵、鼎的第四号器物。所以，鼎、斝、觚、爵与鼎、簋、觚、爵之交替，应以殷墟文化二、三期为界线较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