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斝、尊，是一期主要的器类，在二、三期，出斝、尊的墓明显减少，而到四期其数量又有所增加，成为二三套觚爵之墓必备的器类，连某些出一套觚爵的墓也用它随葬。此外，在出仿铜陶礼器的墓中，斝、尊亦是常见之物。我们知道，此类墓是模仿青铜礼器的组合配置器物的，这意味着斝、尊在当时应是较为流行的随葬品。据此，我们认为，斝、尊在殷代后期数量大大减少的说法不大确切。史书记载，殷代末年，纣王“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上层统治阶级的这种酗酒之风，必然会波及到中、小贵族或平民阶层，斝、尊这类温酒、盛酒之器类数量有所回升，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4.在殷代后期的青铜器组合中，鼎、簋数量呈上升的趋势，在墓中的地位仅次于觚、爵，但在出6、7件以上礼器的墓中，炊食器与全部礼器之比例，一般不超过三分之一〔36〕，酒器的数量仍相当多，约占墓中青铜礼器的三分之二。在小墓的铜礼器组合中，虽有鼎、簋、觚、爵及鼎、簋的组合，但数量还不算多。据此，我们认为，即使到殷代后期，殷墟墓葬仍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不宜改称“重酒重食组合”。
    二
    安阳地区的殷墓随葬明器化铜器始于何时？最流行的说法是铜武器（铜戈）明器化始于殷墟文化第二期，而铜礼器明器化始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即殷墟铜器二期晚段）〔37〕。笔者仔细查阅了有关发掘资料，发现在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已有明器化的武器。如59武官M1〔38〕中的1件磬折式曲内戈（M1:14），质地轻薄、纹饰模糊，可能是明器。 在殷墟文化第二期的墓中，已出现随葬明器化的铜礼器，如西区M161、 M354、M413几座二期墓随葬的Ⅳ式铜觚、爵，质地粗糙、铸造简陋， 报告的执笔者认为是明器〔39〕。
    殷墟文化第二期随葬铜明礼器的墓仅几座，均属出一套觚爵的小墓，明器化的器类只见觚、爵二种。到第三期，随葬明器化铜器的墓数量显著增多，一些出二套觚爵的墓也开始用明器，如司空M51， 墓中大多铜礼器为实用器，但搭配了1件质地差的明器铜尊〔40〕。此期， 明器化的器类，除爵觚外，还有鼎、尊、簋等。第四期随葬明器更为普遍，如上文提到的小屯M1等4座出三套觚爵的墓， 铜礼器组合中只几件为实用器，多数器物属明器。明器化的器类除上述五类外，又有甗、斝、卣、觶、罍、盘等。
    殷墟所出的明器化铜礼器，以觚爵最多，次为鼎、簋，这些器物质轻薄，铸造粗糙，有的素面，有的饰简单纹饰，但纹饰相当模糊、不精细。从经过测定的这类明器化铜器的合金成分看，其含铅量较高，绝大多数属铅青铜，硬度较低〔41〕。
    殷墟墓葬所出的明器化铜礼器，产于哪个铸铜作坊？著名的苗圃北地大型铸铜遗址〔42〕，以生产礼器为主，所出的礼器陶范，大多器形匀称、造型较好、花纹纤细清晰，用这些陶范铸出的器物显然不是明器，而是造型优美、纹饰繁缛的实用器。 孝民屯村西的小型铸铜遗址〔43〕，所出陶范以工具、武器为主，但也出土了觚、爵、簋、 鼎的范块，纹饰简单粗糙，有的还模糊不清，与殷墟墓葬同类明器上的纹饰较相似。由此推测，这类明器化铜礼器，可能就产于族的聚居区的这种小型的铸铜作坊。
    殷墟文化第四期，随葬铅器和仿铜陶礼器的墓也较常见。这两类器物均为明器。
    殷代后期，为什么随葬器物普遍明器化？过去有人以商代奴隶制经济关系衰落、贵族日益贫困来解释。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44〕。
    从考古资料看，殷代的经济在后期仍不断发展，特别是青铜铸造业更是如此。如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殷墟文化一、二期主要分布在东部，面积较小。到三、四期，其范围向西、向南扩大了一倍， 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45〕。三、四期出土陶范较多，还发现一些较大的器形，未见任何衰落之迹象。
    我们认为，殷代后期墓葬，随葬器物明器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关〔46〕。上文已提及，随葬铜明礼器最先见于小墓，殷代后期以墓室较小，出一套觚爵的墓最为流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殷代锡贵铅廉，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不富裕的小贵族或平民，不能为死者置备贵重的锡青铜或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器殉葬〔47〕，便以价格较低的铅青铜、铅器，甚至仿铜陶器去代替。
    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殷代后期，一些墓室较大、随葬品较丰富、墓主身分与经济实力都较高的墓，如上述的西区M1713、82小屯M1、 郭庄北M6、刘北M9等，也出了较多的铜明礼器。特别是M1713， 有殉人3个，殉犬2只，牛、羊腿骨及牛骶骨各一块，出土各类随葬品193件，其中青铜礼器17件，铜钺和戈、矛、大刀等武器60多件，发掘者推测，墓主是一位武职官员〔48〕。从墓中出土的几件质地较好的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看，墓主生前曾不止一次得到殷王的赐贝，这些迹象表明他的财力较雄厚。但此墓随葬的铜礼器有明器12件，占墓中全部铜礼器的70%。这类墓出土铜明器，显然不能用墓主经济贫困来解释，而应是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所致。
    众所周知，社会风尚与人们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有的学者在论述殷代后期随葬器物明器化的原因时，曾提到《史记·殷本纪》中“武乙射天”的故事，说明殷代后期存在着对天、对鬼神怀疑的思想〔49〕。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很有见地。下面再补充两点论据。
    1.在殷墟卜辞中，在殷王武丁时期，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很隆重，用人、用牲的数目很大，一次祭祀最高用千人、千牛、五百袹（有的学者认为一为一对羊）。康丁至文丁时期，一次最高用二百人、百牛、百。帝乙、帝辛时期，一次用人最多三十名，用牲的数在百头以下〔50〕。从早期到晚期，祭祀用人、用牲的数目呈递减的趋势，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