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祭祀所用的祭器方面，早、晚期也有差异。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祭祀坑小屯M188，面积1.93平方米，坑内有鼎、甗、瓿、觚、爵等8件青铜礼器〔51〕。殷墟文化二期的小屯M238，面积2.45 平方米，有斝、罍、卣、壶、觚、爵等青铜礼器12件〔52〕。殷墟文化四期的后冈圆坑（59AHGH10），面积15.2-16.7平方米，坑内青铜礼器仅鼎、卣、爵3件，陶器31件〔53〕。 祭祀坑中的器皿是祭祀时盛祭品的供器，早期多用铜器，而晚期则大量用陶器。
    上述两点表明殷代后期，特别是殷代末年，对祖先、鬼神的祭祀已经不像早期那样隆重，在用人、用牲、用器物方面都趋于简化。大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人们为死者殉葬的器物便从质地较精良的实用器，逐渐改变为简陋的明器。
    《史记·殷本纪》载：帝纣纵情享乐，“慢于鬼神”。《周本纪》谓：“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弁其先祖肆祀不答”。《尚书·微子》记：“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这些记载说明殷代末年，从上到下都有人从对鬼神的怀疑发展到对鬼神的不敬。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为死者随葬的青铜礼器也就只保留原来器物的种类、形式，“偷梁换柱”，将它们制成劣质的铜明器、铅器或仿铜陶器了。
    注释：
    〔1〕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204-212页， 文物出版社，1981年。
    〔2〕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3〕〔24〕〔44〕〔49〕杨锡璋、杨宝成：《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4〕〔6〕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 《考古学报》1991年3期。
    〔5〕本文附表的145座墓中，被盗的有四座：西区M2579 （铜器墓）；西区M606（铅器墓）；西区M216、四盘磨M6（仿铜陶器墓）。因墓中礼器的组合较完整，故仍用作统计资料。西区M737铅器与铜礼器共出，62司空M53、八里庄东M52、87梅园庄M67三墓， 仿铜陶器与铜礼器共出。
    〔7〕〔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455-45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8〕〔26〕〔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9〕〔27〕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10期。
    〔10〕〔19〕〔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18〕〔23〕〔51〕〔52〕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6期。
    〔13〕〔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10期。
    〔14〕梅原末治：《支那古铜精华》，第一册，1959年。
    〔15〕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3期。
    〔16〕表二未统计的方形礼器还有16件：侯家庄M1004大方鼎2件，司母戊大方鼎1件（传武官北地M260所出），西区M2508中型方鼎1件，郭家庄M1小方鼎3件，侯家庄M1400方斝1件，侯家庄M1022（祭祀坑）方斝1件、方彝1件，侯家庄M1001传出方盉3件，91后冈M9方爵2件、方彝1件。以上8墓除侯家庄M1022外，均被盗。
    〔17〕杨宝成、刘森淼：《商周方鼎初论》，《考古》1991年6 期。
    〔20〕〔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10期。
    〔28〕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墟殷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29〕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