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京特在他的论文中又强调了他们的观点，即5～6世纪初，只是产生了封建制度的基本结构，至于5～6世纪的日耳曼王国，既不是阶级社会，也不是国家[11]。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1977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7卷中的“封建主义”词条。该词条认为，封建制度有如下特点：第一，是存在封建所有制；同时，这种所有制和对直接生产者--农民的统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封建主而言，其价值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相结合。第二，是农民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上由主人“出让”给农民份地，实际上由农民个体家庭世袭使用，无土地所有权，受超经济强制剥削，因而超经济强制是封建主占有地租的必备条件，而独立的农民经济是其生产的必备条件，这种个体农民家庭经济，基本起着社会生产基础的作用。根据这些特点，作为典型的法兰克国家，8～9世纪是由蛮人社会转向早期封建社会，即9世纪之前不是封建社会，是过渡阶段。该词条还强调，这种过渡是一个革命过程，是在原始公社关系和奴隶制瓦解并导致本质上新制度建立的综合形式下实现的。不过，在综合过程中，虽然存在过亲兵制度，奴隶占有制度，但决定性因素是蛮族农村公社的瓦解，是自主地、强有力的邻人的专横等起了作用。同时，这个过程有重要的地区性特征，即乌达里曹娃和古特诺娃所列举的封建制度起源的三种类型[12]。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该词条具有尽可能综合各家之说的特点，或者说力求全面和准确。但分歧依然存在。到本世纪90年代初，随着有关古罗马国家起源问题的大讨论，西欧封建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引起争论，如古列维奇对施塔耶尔曼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观点就持反对意见。由于古列维奇的讨论重点已不是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性质，也不在蛮族王国初期的经济结构范围，因而有必要将他的观点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古列维奇认为：第一，日耳曼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以前，已经不存在社会平等和财产平等，在1世纪初的日耳曼人村落遗址上，有相对大的庄园，周围被小房子包围着，但同时也不存在国家；第二，因而，公社的瓦解和社员的破产不是封建化的源泉，封建化的基础是社会职能的不断分化。即一方面分化为军事、管理、宗教等职能，另一方面分化为生产职能。这种分化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也表现出一致性，即与那种把人分为三种类型（三种ordines）：祈祷的、打仗的、种地的三位一体纲领有一致性；第三，封建化不是纯经济性的运行过程，在经济权力首先是政治权利的社会，剥削关系主要建立在非经济基础之上，封建主的势力按马克思的观点，是以他们臣民的数量来计算的，而不是以他们的土地占有面积或所获收入的多少来计算的。这样，在古列维奇笔下，早期封建国家的开端要推迟到11世纪[13]。古列维奇这种重政治，不重经济，并把领主与附庸间人身关系的体系视为确定封建国家的重要标志的观点，与苏联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有明显的不同。但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总之，苏联学者在西欧封建化问题上的讨论，其趋势是不断深入，并把视野扩大到东方和北美，因而其成就确实比较突出。
    二
    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出了一些重要的专著[14]。同样，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对此，有必要做一些简要的概括。
    在5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从蛮族法典的角度，探讨过日耳曼人的马克公社制度。他指出，在西欧封建前期，“由于现实的需要，封建主和农奴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适应，日耳曼人马克公社的制度，就有必要、也有可能继续残存。既然有了马克公社这一经济基础的残存，必然会随之以若干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残存”。因此，“这些继续存在的东西并不是历史的化石。它们在实际生活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马克公社最后被破坏，正如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中所说，是“纯经济原因”，而“这种‘纯经济原因’在西欧封建前期也根本没有出现”[15]。
    以后，吴于廑先生在他和周一良先生主编的我国最早的《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中指出：“法兰克社会封建化过程约始于6世纪后半期”，不过，“从法兰克人侵入高卢起直到8世纪初，马克的土地所有制是法兰克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8世纪末至9世纪初，法兰克国家的封建制度基本确立”[16]。与吴于廑先生的观点相一致的学者还有朱寰、刘明翰等。
    朱寰主编的《世界中古史》认为，“法兰克国家封建化的过程从6世纪下半期开始，直到9世纪初基本完成”。因而“到8世纪末和9世纪初，法兰克国家的封建制度基本确立”[17]。刘明翰主编的《世界史》（中世纪史）部分也认为，法兰克王国6～7世纪封建关系发展，查理大帝时，封建制确立[18]。显然，在以上学者笔下，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是一个处在过渡状态的社会。有的学者对这个过渡状态还进一步细致化，认为“入侵高卢的日耳曼人的经济纳入了高卢--罗马社会的奴隶制轨道，而未改变高卢地区原来的奴隶制状态”。因此，“墨洛温王朝时代，高卢的经济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制经济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二是奴隶制经济正在解体，农奴制经济正在形成”。这样，“高卢地区奴隶制国家崩溃，封建制国家兴起的分界线是9世纪下半叶，而不是6～8世纪的墨洛温王朝时代，也就是说，墨洛温王朝时代的高卢仍是奴隶社会，确切一点说是衰落的奴隶社会”[19]。
    有的学者也承认存在一个过渡状态，并指出这个过渡状态的动力是对蛮族的征服，不过，“这些新建的日耳曼王国，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残余，但是，基本上已是新型的封建国家”[20]。马克尧先生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并出有专著，因而有必要将他的观点总结如下：第一，“讲西欧封建化，严格说来应从罗马帝国二世纪末的变化讲起”；第二，乌达里曹娃和古特诺娃关于封建化类型说是合理的、正确的；但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封建主义”词条的作者把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看作是过渡阶段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三，日耳曼地主、罗马地主、教会地主，他们之间虽有矛盾，虽没有形成后来封臣制为外观的统一的封建主阶级，但本质上已是封建主阶级；授产奴隶、隶农和其他依附农、沦落的日耳曼公社社员，虽各自带有某些前封建残余，但本质上已是封建依附农民阶级；第四，“罗马帝国晚期的大地产是封建性财产。既然如此，土地由罗马地主手中转到日耳曼贵族手中也仍还是封建性财产，它的本质并未起变化”。因此，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经济革命在“公元3世纪时大约已完成了”，政治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但“在罗马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是新兴的日耳曼人的封建国家，这是没有问题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