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镇压抗日武装，完善对苏攻势，建立“新大陆政策的据点”。
    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移民”是为了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增强对苏防御、进攻能力的话，那么，“百万户移民”却是将其作为一个成功经验来加以推行，因此，在治安和国防上的意义就更为突出。正像1936年7月23 日拓务省向“海外拓殖委员会”递交的第四号咨询书的“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百万户移民”就是为了加强“满洲国”的统治，“谋求国防及治安之确立、安定”（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2页。）。“为了实现王道乐土”，“在满洲的土地上”必须“配置日本民族”，建立起“不可动摇的日本秩序”（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否则“帝国赌国运争来的既得利益”就“不能得到确保，则帝国之安全亦将难保”（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治安陷入了紊乱状态”，抗日联军成为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流”，其“势力是巩固的而且时间之长”（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 1937年8月10日。），对“满洲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成为关东军的“心腹之患”。“百万户移民”国策的出笼目的之一就是出于“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第146页。）。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东北为依托，不断发起对苏军事挑衅，特别是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挑起的“张鼓峰”、“诺门坎”战役失败以后，为加强对苏攻势，“强化对苏的东北战略地位”（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第146页。）， 除“满洲国”与之配合实行了“三大国策”之一的“北边振兴计划”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开拓民”在中苏边境构筑起“活人堡垒”工程（注：〔日〕山田昭次编《近代民众的记录》，新人物往来社1977年版， 第556页。）。即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满洲”的“治安”，准备对苏作战，从“百万户移民”开始，对移民的分布进行了重新调整，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从伪“间岛、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北至兴安南省”为“国防第一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一线”），是中苏、中蒙边境的重要军事设防地区。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充当牺牲品”。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 第556页。）。
    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为“国防第二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二线”），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移民总数的四成”。是作为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满洲国治安确立、维持的协力者”（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第556页。）。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开拓第二线”制造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隔离带，企图以“饥饿政策”将抗日联军置于死地。
    “国防第三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三线”），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重镇及交通要地附近，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主要是起到保卫以上要地和为关东军输送给养的作用。
    “百万户移民”在抗日游击区和中苏、中蒙边境的密集配置，是“移民政策上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的结果”（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它不仅给抗日联军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同时对苏联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特别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年龄结构和分布地区上，军事色彩更为浓厚，到1945年共计94个训练所，绝大多数分布在“开拓第一线”，对此，苏联“从国防角度上感到莫大的威胁”（注：〔日〕《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40页。）。
    “百万户移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确立新大陆政策据点”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关东军的“士兵入伍皆来自日本国内，期满后就得回国”，往来极不方便，“向满洲大量移民”，直接从移民中“抽调警备满洲的壮丁”，不但方便可行，而且有益于“加强国防力量”，形成“防苏铁壁”，具有“极大的意义”（注：《关于满洲移民奖励的讲话》，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31 页。）。移民作为关东军的补充兵源，不但迅速及时，而且储备雄厚，预计“当完成百万户移民之际，大体上可以拥有百万人左右的在乡军人”（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事实上，“百万户移民”开始以后，“开拓民”已经被陆续应征入伍，其中“青少年移民”在3年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充军， 转入“开拓团”者寥寥无几。太平洋战争后期，“开拓团”内男性除老弱病残者外，全部被强征入伍，送上前线，充当了侵略者的炮灰。
    第三，掠夺农业资源，确保“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
    中国东北地区地大物博，土质肥沃，人口稀少，面积相当于日本的数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垂涎欲滴，视其为“皇国日本的生命线”（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日本各界不断呼吁日本政府对“满蒙”实行“邦人农业开发”，这对日本将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关系”（注：〔日〕富槛金雄：《关于独立守备队退役兵从事农业者之调查》，1929年3月。）。 日本帝国主义“百万户移民”国策正是这一“开发”、掠夺的产物。
    “百万户移民”国策成败利钝，土地是首要的必备条件。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将掠夺土地作为首要任务，计划掠夺侵占中国土地“1000万町步的农耕地，此外，还要有500 万町步的牧地和草场”（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5月。）。这些土地相当于当时日本耕地总面积的2.5倍。
    关于土地的取得形式和地点的选定，在1936年5月11 日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中规定，“移民用地的选定，要考虑国土开发，国防上的要求，交通、治安、农作物等关系，主要由满洲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配备”（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56页。）。这一规定，其目的十分明显， 土地取得实际上被选定在既有“军事上的需要”，又“有大量可耕的未垦地”和已耕地容易“获得”的“北满”（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土地的取得由“满洲国”政府“配备”的形式间接掠取，“避免日本与原住居民”发生冲突，用心极为险恶。
    1936年7月9日，关东军又制定了《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作为取得日本移民用地的基本方针。“要纲”要求：“对于日本人移民用地的配置，原则上应采取尽快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方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律采取保留等方法而确保土地；应使移民用地的取得迅速、可靠且廉价；关于移民用地的配置，应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68页。）。 所谓“依照法律”就是强迫，在任何法典上也找不到在他国侵占土地为合法的法律规定。所谓“廉价”就是强夺。“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只能是掩盖侵略的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