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不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同时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倍受凌辱，“刺激和损伤了原住居民的心”（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毫无疑问， 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员，是压迫者、剥削者。但是，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元凶相比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在国内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和失业者，送到中国东北以后，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和抗日游击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移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中国的东北，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帝国主义对“开拓民”不仅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而且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有关政策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功利主义的色彩。在移民募集过程中，一再宣传，募集对象必须是“身体强健者”，但实际上除了“患有不能治疗疾病者”外，一切都在募集之列，即使是“耳聋、近视者也无关紧要”（注：满洲拓殖公社经营部自由移民课：《自由移民》，1938年6月。）。青少年移民年龄以15-16岁的居多， 到1941年以后，“伴随着以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增加，年龄层更为降低，平均仅为14-15岁”（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年，第310页。）。也就是说， 除不治之症外，弱小病残者也不予放过，强迫移民，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对于移民的资助，日本政府给“甲种移民在车船费、农具、住房及土地购入等方面大体上每户为1000元以下的补助”，这仅有的1000元补助，在以后的移民中“尽力逐步加以压缩”。乙种移民“大体上每户为300 元以下的补助”（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1日。）。 这些被强迫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落户的移民，依靠此项微薄的补助难以支付费用，生活极为困苦。
    他们来到中国东北后，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生活、医疗条件差，经常患各种疾病，“婴儿死亡率达8.02%”（注：伪满开拓总局：《开拓第一期计划之实绩》，1941年。）。青少年移民到中国东北之后要经过3年严酷的军事训练生活，更是难以忍受，动辄就要受训斥、 体罚和殴打。许多队员思念家乡和亲人，思想动摇，不满和失望情绪蔓延。自杀、逃跑，火併的“屯垦病”不断发生。据1939年8 月伊拉哈训练所建所二年来的统计，训练所内发生火灾21件，枪击12件，危险行为12件，自杀和自杀未遂6件，擅自离所177名（有50名逃跑），开除137名。1939年5月昌图特别训练所发生武力火併事件，放火烧毁营房，用步枪互相射杀，双方死伤7名，被审问者达222名，收监123 名（注：〔日〕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印发行《满洲开拓史》，1966年，第302页。）。此类事件在其它训练所中也经常发生， 屡见不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收罗炮灰，把“一般移民团中凡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动员入伍”，到1943年，“一般移民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义勇军开拓团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充军入伍。“以300户为单位的移民团， 实际剩下从事移民地建设的人，只有病弱青年20-16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101-103页。）。
    日本帝国主义为“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不顾“开拓民”的生死存亡，强迫完成不可能实现的增产指标。“到1945年时局紧迫的5、6、7月间，在开拓团进行当地紧急招集， 各团劳动力陷于枯竭，甚至老弱妇女都被动员为全力完成增产交售粮食目标的献身者。”（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第320-321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携眷逃离，将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开拓民”弃之不顾，“他们饥寒交迫，哭号于荒野，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有的在途中因病而亡”（注：《梦碎满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 页。）。
    历史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和实施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政策，绝不像今天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所宣扬的什么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为“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成为“其乐融融”的“王道乐士”，而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罪恶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