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所谓“忠节”，封建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主君，为主君坚持封建的节操。（二）强调武勇。封建武士必须磨练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三）强调崇拜日本军刀，把它看作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强调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信佛。日本封建“武士道”的主从关系，本是效忠于封建武士首领的。明治政府建立后，为了加紧控制广大士兵，1881年建立了为士兵之“禁锢”的宪兵制度。将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这种“武士道”精神，并且加以美化，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的士兵和人民。这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要军人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是崇拜天皇、军人精神的体现。
    为了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1890年10月颁布了《教育敕谕》。这是继《军人敕谕》之后，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钦定国民教育主旨。它一经公布，日本的学问、思想、信仰就完全失去了自由。（注：（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84页。）
    第二，疯狂扩军备战
    为了最有效地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必然要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一）重视发展军事工业。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以来，为确保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规定凡是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业等都要为军事工业服务。由于强调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在武器制造上，有的已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日本在1889年改进的二十二年式封田连发铳，其性能已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二）加强军制改革。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一批军火军阀从欧洲游历回国后，按照德意志军国主义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改进军队装备，加强陆海军建设。从1886年起实行的“兵制改革”主要目标放在对中国作战所需的战备上，确定了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三）参谋本部海军部官员在1887年提出对华作战的方案。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先生，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左藤文库中发现6 个对华战争的方案。其一，《征清方案（征清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1887年12月30日；其二，《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岛崎好忠，1887年12月；其三，《对策》，执笔者海军大尉三浦重乡；其四，无题目，执笔者海军大尉日高正雄，1887年12月30日；其五，《阐述对策意见》，执笔者海军大尉佐佐木広胜，1887年12月28日；其六，《对策》，执笔者浪速舰长海军大佐矶部包义，1887年4月 20日。（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上述6个作战方案，总体内容是以攻击渤海湾， 并以进攻北京为中心。在《征清方案》中，樱井首先把海军舰队分成第一、第二及炮舰队3 支舰队。其中第一舰队为扶桑、浪速、高千穗、海门、天竜、筑紫、大和、武藏、天城、山城、近江等12艘。天城、筑紫、小鹰号用作哨舰；山城、近江用以通报兼军需船；肥后、纪伊、越中、赖朝4条船用作搬运石炭。第二舰队为金刚、比睿、清辉、日进、 春日、筑波、竜骧7艘舰。东海、尾张、玄武、青竜4条舰用作军需船；秀吉、伊势、芙蓉用以搬运石炭。炮舰队包括磐城、鸟海、摩耶、爱石、凤翔5艘。第一舰队、 炮舰队加上陆军的混成旅团组成“先头部队主力”。这个先头部队的任务，是攻击中国的北洋舰队和旅顺军港，使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变成日军进攻北京的第一根据地。第二舰队作为“先头部队支队”，其任务为防御中国的南洋舰队，确保通往中国的海上交通，解除日军进攻北京的后顾之忧。在初次进攻达到变金州半岛为据点的目的以后，后绕的大部队便在直隶抚宁县、洋河口附近登陆，以便顺利达到进攻北京之目的。在这一策略中樱井记述了首先攻打旅顺的理由，即金州半岛和山东半岛以及众多的岛屿构成了渤海湾的自然门户，中国海军倚旅顺、威海、芝罘三港鼎足而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航行于渤海湾的日本船舰的安全，就必须先打旅顺。不单是海军舰队，还和陆军共同作战的理由是：从日本和中国海军的比较来看，日本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让陆军登陆，从背后攻打中国炮台，支援舰队。显然，樱井的作战构想中没有设想日中在朝鲜的冲突，这一点与实际发生的甲午战争的过程不同。但在这一场战争中，日军也占领了包含旅顺在内的金州半岛，然后攻打了山东半岛，并且陆海军共同作战攻打威海卫。1895年3 月，日军决定进攻中国本土时，天皇自己就主张把大本营扎在旅顺，然后移到洋河口附近登陆和占领，以此作为攻打北京的据点。因此，樱井的《征清方案》，正像中塚明教授指出的：“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应用日清战争的实践之中。”（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四）扩大军队数额，制造和购置大批军舰。1883～1889年，日本陆军现役兵力由4.3万余人增为7.5万余人，如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等，总兵力从13.78万人增加到24.34万人。（注：（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135页。）海军从1883 年执行造舰计划以来，不断扩充兵力。于1884年设横须贺镇守府后，为适应对亚洲大陆作战的需要，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设军港。1886年5月开始动工修建吴、佐世保两个军港，准备对中国作战时使用。1888年海军拟新造军舰32艘，以5艘大铁舰为中心。海军还制定了以8艘铁甲舰为中心的庞大扩军计划，预定建造3 艘以风景名胜命名的所谓“三景舰”，即“严岛”、“松岛”和“桥立”。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5.98万吨，还有数只商轮武装起来可充作代用军舰。陆军建成7个师团，现役总兵力为12.3万人， 战时总动员全国能抽调的兵力达23万人。（五）增加巨额军费。“甲申事变”后，1885年军费便已超过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注：（日）大石嘉一郎编：《日本产业革命的研究》，上，297 页。）1892年，军费开支达3450万日元，占整个国家预算的41%。毫无疑问，这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罕见的。日本政府用这些军费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设备。1893年日本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武器弹药、火药及海军舰艇等军用物资，总计达109 万日元。1894年又增至429万余日元。 （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240 页。）（六）大搞军事演习。为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日本海陆军频繁地进行海陆联合或单独的以中国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1892年日本近卫师团第一、二师团进行特别大演习。（七）成立“出师准备物质经办委员会”和设置大本营。为适应发动战争的物质供应需要，1893年4月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5月根据明治天皇第52号敕令，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时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领导指挥战时海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
    第三，情报准备
    日本为熟悉和掌握中朝两国情况，加紧进行情报准备：（一）日本参谋本部不断向中国和朝鲜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报。这些间谍特务，有的化装成中国人，有的打扮成旅行家，还有的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1886年派到中国的特务荒尾精，以开办“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招牌，组成遍及中国各地的间谍网。第二年参谋本部又派遣以陆军中佐山本清坚为首的特务多人，到华北地区从事搜集情报活动。主要任务是调查渤海湾一带沿岸登陆地点，上陆后作战目标，军队运输方法，地形选择利用等。山本等一行人扮作中国人模样，由山海关沿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至大沽口一带，长达200多里地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军事、政治、 经济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地理环境的情况。据日方记载，这次搜集调查的情报，对于甲午战争中“参谋本部制定作战计划起很大作用。”（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07页。 ）同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的准备，以便有机可乘时，突然发起攻击。在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中说：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10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肢解中国的方案，企图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应宝湖、太湖、浙江省抚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注：林子候：《台湾涉外关系史》，508～509页。）这就是小川在报告书中勾划出的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大致轮廓。（二）通过驻外使馆的外交人员，尤其是使馆武官搜集各种情报。由于日本间谍特务在中国大肆刺探、搜集情报的活动，使日本参谋本部对中国情况，特别是军事情形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1页。）无疑，这些情报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制定作战计划，确定战略方针及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连日本政府也承认，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正是以这些间谍特务为“手足和耳目”，不仅对中朝两国，甚至对整个东亚西欧的形势、动态非常清楚。“以致能在二十七八年之役（甲午战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12页。 ）（三）日本军官亲自来华搜集情报。川上操六最为典型。他于1893年4 月从日本东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考察了一个月。5 月到达山东半岛的烟台，旋赴天津。而李鸿章却把他视为上宾，予以“殷勤接待”，并请川上操六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让他访问天津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及步兵操练步伐，又到北塘炮台参观山炮训练。经过3个月的所谓“考察”， 川上操六不仅探知中国的军火生产，军事装备，军事设施以及部队训练等情况，更使其“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信心。”（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