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来并没有国名，中国唐朝以前一直称之为“倭”、“倭国”、“倭奴国”，含有“多山之地”的意思。7世纪初，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方在“倭”字之前加了一个“大”字，称“大倭”，后来演变成“大和”，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倭”是中国为之所起国名，“日本”这一国名，是唐朝时出现的。
    早在隋朝，其王致书炀帝即自称“日出处天子”。〔9〕其后，遣唐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至武则天时，唐朝称其为日本。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日本”二字作为国号，首先载于日本史籍者，便是养老四年由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等修成的汉文《日本书纪》。书中，将“倭”、“大和”等对日本的古称均改为“日本”，这是“日本”这一国名在日本官方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日本”这一国名的产生，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的烙印。国号如此，年号的起用也如此。天皇制建立之初，并无年号，只是某天皇某某年，如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孝德天皇即位后，仿效唐朝，于公于645年起用“大化”这个年号。从此，在日本史上便有了天皇号及年号这一纪年的定制，沿用至今未改。
    唐朝的都市建筑制度，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日本在“大化改新”后逐渐接受了建立统治中心的意识。圣武天皇时，太政官奏议：京师乃帝王所居，万国朝宗之地，如不壮丽，将何以表德！〔10〕于是，日本先后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虽然它们占地面积不等，但都是仿照唐朝长安城的规模修筑的。其中，奈良的平城京最为典型。“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宫城位于城的中轴线北部，棋盘式的街道划出方块形的坊里，街巷中线都直对一个城门，设东市、西市。中轴线大街亦称“朱雀大街”，青瓦、红柱、粉墙、各宫均挂扁额，建筑壮观。日本史家称之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11〕，是符合实际的。唐代的长安城原貌已不复存在，平城京却成为今天研究唐代城市建筑的一座珍贵的实物模型了。
    二、思想文化的影响
    由于遣唐使和回国留学生的推动，日本国还广泛地吸收和仿效大唐国的礼仪、服饰等项制度，以至影响到日本的某些民族风俗的形成。
    遣唐使中的大使、副使或判官，大都通晓经史、长于文学。他们回国后，不少人位列公卿，因而在仿效或移植大唐国的制度、文比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回国，不久即为中纳言。次年正月举行朝见仪式时，他穿着唐玄宗所赐朝服朝见天皇，赞口不绝地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诸大臣纷纷仿效，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二月间，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模样，改为右襟。〔12〕吉备真备，养老元年作为留唐学生入长安学习经史，历时18年，于天平六年返日，带回《唐礼》即《大唐开元礼》130卷。胜宝四年，作为副大使再度入唐，返日后在太宰府任大贰，为东海、南海、西海各道节度使，造棉质袄、胄20250具，完全仿照唐朝的新式样，按五行配色，每4050具为一色。到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再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一准唐议”。所以，其文官的朝服，头戴冠免，身着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内裤，有褶的夹衣卷起到腰间，脚着朝靴，与唐朝文官装束无差。弘仁八年（818），遣唐使羊官菅源清公任式部少辅，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官品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嵯峨天皇又一次下诏 ：“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13〕。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14〕
    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15〕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 ”，普及“唐音”即“汉音”。〔16〕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17〕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18〕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 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著有《天镜秘府论》6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