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20〕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21〕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
    除此而外，诸如围棋、相朴、汉方医学、茶道、日本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等等，无不从各个侧面展示着日本文化在“大化改新”至平安时期全盘唐化的倾向。
    日本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特点，使其始终保持着飞速前进的势头。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总结7-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后，有一段值得引人深思的论述：“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22〕
    注释：
    〔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61页。
    〔2〕多数中日史学家认为是13次，郭沫若在《出上文物二三事》一书中认为是14次，也有认为超过20次的。
    〔3〕〔4〕《日本书记》，齐明天皇五年引《伊吉博德书》；孝德天皇即位前纪。
    〔5〕1段相当于11.9亩，10段为1町。
    〔6〕稻谷抓满3次为1把，10把为1束。
    〔7〕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第121---128页。
    〔8〕桑原骘藏：《中国古代之法律》，《学术月刑》1958年第4期。
    〔9〕《隋书》卷81，《东夷、倭国传》。
    〔10〕《续日本纪》神龟元年十一月。
    〔1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67-69页。
    〔12〕《续日本纪》养老三年二月壬戌。
    〔13〕〔15〕以上引文分见《续日本后记》大同二年六月丁戍：承和九年十月丁丑；《读日本纪》养老四年十二月。
    〔14〕《日本民族发展概况》，见《沫若文集》第12卷。
    〔16〕“吴音”，指古代江浙地区的字音；“汉音”，指古代长安、洛阳等地传到日本的字音。
    〔17〕参见黄国雄等《日本〈常用汉字表〉的日汉读音对比》《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3期
    〔18〕参见日本外务省编《今日的日本》第136页。
    〔19〕日本外务省编：《今日的日本》第127页。
    〔20〕《中国音乐在日本》，见《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2日。
    〔21〕《大日本史》卷343。
    〔22〕《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