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维柯和尼布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罗马早期史的盲目否定的观念。他们的“民谣学说”重新恢复了人们对罗马古史传说的真实性的信心，然而这种信心很快就受到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兰克的挑战。
    兰克曾系统钻研过希腊、罗马历史家的原著，一边做笔记，一边拿自己的发现与注释家们的解释相比较，结果发现史料与史家的诠释差距甚大，只有尼布尔的著作还算令他满意，但是对于十分苛刻的兰克来说，尼布尔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仍不能为他所接受。（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0页。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上古史料中存在太多有争议的东西，而兰克对核实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又抱有一种痴迷的态度。他曾提出一条极其严格的辨别史料真伪的原则，他说：“当我们研究我们习惯上称为史料作家的那些撰写原始情况的作家并把他们的著作看成原始材料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者仅仅是和那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4页。）可见， 兰克认为凡不是历史当事人记载的事件，都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据此标准推断，只有档案、报纸等有限的文字材料才能算是最可靠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兰克所酷爱的。结果，他的研究范围也因此受到局限，完全集中在现代史部分，对于缺乏“原始”历史文献的古代，他索性不予理睬。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对尼布尔的否定。因为，在他看来，罗马的古典文献完全不可靠，根本无法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
    兰克在西方史学史上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后半叶，怀疑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兰克学派公开批评尼布尔对罗马上古史料的“轻信”。1855年，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出版了一部《早期罗马史可靠性的考察》（两卷）旨在否定尼布尔建立在“民谣史料”基础上的有关罗马史的全部假设性学说。刘易斯不相信罗马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此类“民谣”，怀疑费边·皮克托等早期史家是否依据了可靠的史料来源。他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下述情况很可能出现：在编年史家开始记述全社会关心的那些事件以前，私人家族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的杰出的成员们的事迹了。罗马史上整个所谓王政时期我们是从口头传说中得知的，并没有事实加以证明。”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一切可能的材料来源之后，刘易斯做出一个非常直率的结论：
    “为钻研最早那几个世纪的历史付出的艰苦劳动，一般说来，都是白费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作为一系列图画似的记述来看，读原著好处最大，把原著改编，使它穿上摩登的服装，必然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把一张历史油画仅仅看作艺术品，对古人的记载只会因为近代复原者的画笔再次接触画面而受损害。另一方面，为使它们合乎自己的揣测而省略、增添、改动和换位，以便使它们成为纯粹历史的形式，这种尝试必然是徒劳的。”（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册，第672页。）
    刘易斯走的是极端怀疑主义的路线，而尼布尔派坚持在轻信和怀疑主义之间走中间路线。 两派热衷于探讨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学者们在19世纪末展开了激烈争论。例如， 支持尼布尔的有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他坚信尼布尔的“民谣史”的假设，相信罗马曾有大量史诗、民歌存在；尼森对李维的著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考察，与以往一般的看法相比，他对李维的否定少于肯定。他的观点得到尼茨的积极响应，后者虽然是兰克的门人，却更像是尼布尔的学生。尼茨在他的《罗马编年史》里宣称，我们能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作品而得到当代的证据。而尼布尔的门生卡尔·彼得却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轻信罗马诸王的传说，并警告读者那些全非历史。彼得还攻击尼森和尼茨对李维作品的态度，认为李维的著作不能算作严肃的历史叙述。另一位学者埃托雷·帕伊斯对有关早期罗马的传统说法也持完全怀疑态度，认为《执政官年表》系伪造的文献。他提倡从考古学、语言学与地名调查等方面去寻找可靠证据。（注：[英]G.P.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24章“蒙森和罗马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尽管刘易斯及其门徒断言罗马早期史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尼布尔在罗马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罗马早期史研究也并未因此停顿。相反，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蒙森继尼布尔之后把罗马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峰。1854-1856年蒙森的《罗马史》（1-3卷）陆续出版，1885年又推出第5卷。在第一卷里， 蒙森对于令尼布尔和刘易斯大伤脑筋的早期史料是否可信的问题未做具体评论，但是我们从该书的卷首语中可以体会出他对罗马上古史料的基本看法。在那里，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远古之事因年深日久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注：[德]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一卷，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年。）可见，蒙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于罗马王政时期历史的探索不应以史实不明为由而却步，因为那些难以确考的事情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语言学和考古学是蒙森从事古史考据所依靠的两个重要武器。他说：“每一个语言现象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对于那些全无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注：[德]蒙森：《罗马史》第一卷，第18页。）与尼布尔的考据集中在神话传说等文献方面不同的是，蒙森特别重视考古发现。他亲自组织了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罗马城墙遗址的挖掘工作；并且充分利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罗马广场、七丘山、奥斯提亚、庞贝城的考古发掘成果。由于这些新证据，蒙森的研究比尼布尔的更接近于真实。（注：[英]G.P.古奇：《十九世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775页。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于罗马古史考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最直观的古代的证物，不仅比文献更具真实性，而且可以用来检验文献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考古很有希望成为解决众多争论的最有效的手段。蒙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