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进入20世纪，人们对古代传说的普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是学术争论，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19世纪晚期到本世纪初期，亨利·谢里曼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阿尔图·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界性震动，因为他们证实《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传说并非完全出于虚构，所谓的特洛伊战争和米诺斯王国确实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就证明了维柯和尼布尔的思想：人类早期历史往往蕴含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中。
    希腊考古带动了古代罗马史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弄清罗马史上最古老建城传说是否如特洛伊战争一样，也确有其事。因此，百年来，尤其是50-60年代在意大利地区和罗马城附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注：总结罗马及意大利地区考古成果的参见 Cary & Scullard, AHistory of Rome;Gjerstad,Early Rome（1966）；Momigliano,InteriumReport of Roman Discovery 载于Roman Studies,Vol.53,1963;Cornell,Archeaological Reports（1979-1980）。）这是对文献传统进行的一次大检验。考古学无疑能比文字学和文献学提供更多，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最近20年来的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史前拉丁地区和王政时期的罗马的认识和了解。结果证实，文献记载在许多方面基本属实。例如，在罗马建城时间上，考古发现与文献传统基本一致。传说罗马始建于公元前753年，经考古证明，帕拉丁山上确有属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茅屋群遗迹；另外，考古发现，在公元前6 世纪，罗马的物质文化较丰富，有较多的希腊陶器出土，墓穴多有随葬品和精美的壁画，这说明罗马曾经历过一个文化、贸易较繁荣的历史阶段，大概就是传统记载的盛极一时的埃特鲁利亚王朝。但是，属于公元前5 世纪的文物却极其罕见，而且较为简陋，表明罗马在该时期曾一度衰落，这也符合传统所述。据说共和初期，罗马曾遇到极为严峻的经济压力，并由此引发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甚至连文献中的若干细节都找到了考古证据：例如发现了传说中罗慕洛在帕拉丁山上建造的棚屋遗址；塞尔维乌斯的宫殿等。（注：T.J.Cornell ,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 PP65-69,1986.）考古学的进展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实物证据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有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级冲突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但既然已有考古证据表明文献记载确实可信，我们就绝不能轻易抛弃文献传统，而且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文献记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考古发现证明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全盘否定罗马传统的怀疑主义者的错误，他们在批判史料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以致于危害了这门学科的正常发展，最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怀疑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Pais及其门徒做了最后的挣扎，但自从遭到 Barbagallod 等学者的驳斥之后，现在几乎无人响应。（注： C.Barbagallo,I1 problema delle origini di Roma da Vico a noi（1926）一书。参见Cornell的论文“论文献传统的价值”。Pais,Storia critica di Roma durante I primi cinque secoli 5 Vol.（1913-1920）。）
    另一个促使人们重新恢复了对古典文献的信心的因素是，现代学者在摧毁古典传统的同时各自重新解释和建构起一个个罗马史的框架，但是这些新“传统”没有一个能比古典传统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例如，Alfdy（著有Early Rome,1968）否定罗马王政时期，特别是有关塔克文王朝的传说，认为罗马的历史开端不早于公元前5 世纪晚期 。
    Gjerstad试图把罗马共和国的创立拖后到12铜表法颁布的时代，即公元前450年。相应地，把罗马建城年代定为公元前575，比传统记载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Ferenczy把传统上属于王政时期的塞尔维乌斯改革的时间推后到十二铜表法颁布的时期。（注：参见Alfdy,Early Rome,（1968）；Gjerstad,Early Rome（1966）；Ferenczy,From the Patrician State to the Patricio-Plebein State,（1976 ）。）凡此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古典传统的一种否定，然而每一种观点又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也就是说学者们重新解释了传统，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推翻旧传统。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现代学者是否比罗马人更懂得罗马历史，他们的解释是否比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的更接近历史真实？
    1981年秋，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举办的一次“古罗马的等级冲突”研讨会上，T.J.Cornell 教授发表了“论古罗马文献传统的价值”的报告，对以往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种种疑惑和争论做了总括性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Cornell并不否认罗马文献传统确实存在虚构成分， 但他不认为“史料所描述的有关古罗马的史事必然都是错误的或天方夜谭”，相反，他相信：“文献中绝大多数著名的史事是有其事实基础的。史料中保存了大量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注：T.J.Cornell,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P9.）因为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通过文献书籍流传下来，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历史是活生生的，它保存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代的建筑物、卡皮托山神庙中的执政官年表、大祭司年历、凯旋柱上的铭文、贵族家族显赫人物的墓志铭等文物和为每个公民们所熟知的法律制度、公民大会、军事组织、宗教活动等各项城邦制度都蕴含了历史的记忆。罗马文献传统实际上就是一代又一代罗马人对城邦过去的总的认识的汇编。
    针对怀疑主义者对罗马文献传统所进行的两项最主要的指责：第一，受希腊修辞学影响，罗马作家的历史写作手法太富有文学色彩，为追求叙述生动而任意把某些非历史因素添加到真实的历史中；第二，罗马史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为鼓吹先祖的功绩而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或编造历史故事，（注：E.Badian,Early Historians（1966）；Ogilvie,ACommentary on Livy 1-5（1965）；Wiseman,Clio's Cosmetics（1979）； Luce,Design and Structure in Livy（1977）。）Cornell 逐一进行驳斥。他指出：（1）那些批判者们并没有足够证据能指出李维、 狄奥尼修斯究竟编造了哪些事件，而且我们对那些在他们之前的编年史家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更不该无端发起攻击。从逻辑上讲，未经核实的报导既不应该轻信，也不应该断然否定。况且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史料都只是“可能性”的材料，这条原则也应适用于罗马古代文献。（2 ）罗马史家，即使是最早的一批编年史家也不太容易伪造事实，与他们同时代的史家和广大公众也不会轻易受蒙蔽。因为保存在国家档案和民间口碑中的历史知识属于公共信息，至少为精英阶层所熟知。如果罗马史家曾经大规模地伪造历史的话，那么罗马传统中将会充满大量相互矛盾、极不协调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罗马作家记载都是相同的，只有细节上有些许出入。这就否定了“罗马文献是大规模、系统的伪造作品”的假说。（3）传统所提供的罗马历史发展线索不仅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 而且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的事实相符合。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4）古典作品中即使有某些“窜入”的内容， 也不会破坏历史的主线和基本架构。而且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兴趣，或为了道德情感教育而增添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逸闻等，而这部分材料往往不被现代史家当作有用的史料运用，因此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干扰并不大。基于以上几点理由，Cornell教授对古典传统相当有信心。他提出， 不能简单否定罗马传统，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把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恢复罗马早期史，并使之合乎逻辑和历史。（注：Cornell,The Value of Literatury Tradition.）
    以上简单概括了学术界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罗马传统史料的一般看法。这是一个从轻信到怀疑，由怀疑到彻底否定，进而发展到一分为二，批判地看待史料的过程。我们认为，轻信史料固然是学术上的大害，应彻底抛弃，除此以外，每一次争论都对推动历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没有18世纪怀疑主义者对传统史料的急风暴雨似的冲击，罗马史研究就仍旧停留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水平上。正是在历史怀疑精神的指导下，尼布尔、蒙森才开创了史料考证的新领域，罗马史研究才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然而，由于批判史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历史，而在考古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历史研究仍离不开文献材料，那么对文献价值的过分否定就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阻力。因此，学者们在割弃非历史的文献材料的同时，一直在试图寻找可信、可靠、可以利用的史料，又由于目前为止尚没有多少新材料出现，所以这种寻找实际上就取决于对已有文献材料的解释。
    以Kurt A.Raaflaub 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提出的“综合-比较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它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1981年布朗大学的研讨会上，Raaflaub主张把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罗马早期史的研究中去，并且运用历史比较法，通过考察那些与罗马社会历史发展处于相同或相似阶段的其他文明地区，如古代希腊来反观古代罗马的社会发展状况，以便认识和理解古罗马的历史，并探索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注：Raaflaub,The Conflict of the Orders in Archaic Rome:a 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载于Social Strugglein Archaic Rome PP1-50.）其意义不仅在于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意味着研究将不再单纯依靠文献史料，相关学科提供的材料将使罗马史研究的材料极大丰富，由此将有可能使罗马早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