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Calos P.Romulo）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重点。罗伯逊与莱西早就与罗慕洛就亚非会议进行过商谈。2月10日， 麦克阿瑟二世与之共进工作早餐。罗慕洛表示他需要在资料及主张方面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2月18日， 麦克阿瑟二世与莱西再次会见罗慕洛，并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1899年至1955 年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材料。 21日，莱西在与罗慕洛的电话交谈中答应再向罗慕洛提供一份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决议案的反决议，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反决议案。罗慕洛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能在亚非会议上提出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 The U.S.Department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31～32页。）
    25日，美国国务院根据部际工作小组的报告正式向驻亚非各国使节发出长达4页的通函， 要他们向驻在国政府传达美国政府对会议的考虑，协调各国步骤。通函首先指出，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做好准备，防止共产党国家利用这次会议，给非共产党国家带来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让会议给非共产党世界带来正面的结果。会议的主要分野应当是共产党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而不是像共产党国家所设想的那样，以“美国的走狗”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电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美国国务院预计，中国代表团将在会上发挥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将尽力在亚非国家中诋毁美国及其盟国。通函接着又具体指导有关国家如何对付中共的上述指控。通函最后要求各使团与各友好国家及盟国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充分地坦率地交换意见，特别要利用这一材料与那些未与西方结盟国家中的亲西方的关键的官员进行商谈。国务院则将在华盛顿与各有关国家使节进行磋商。通函特别要求各使团尽可能地作口头交谈，不要提供书面资料，以免泄漏，引起麻烦。（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50～54页。）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将会在亚非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争取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会前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竭力歪曲台湾问题的事实真相，图谋由亲西方国家在会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阻挠中国解放台湾。4月7日，杜勒斯接见英国大使梅金斯，指出，万隆会议可能对台湾海峡形势起重要影响，如果在会上通过任何美国、英国都不喜欢的决议，给中共接管台湾开了绿灯，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一旦仗打起来，就不会仅限于台湾和沿海岛屿。如果在会上通过了呼吁停火和呼吁双方都不寻求武力的决议，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就将大大增加。总之，亚非会议将对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杜勒斯说，他已决定让某些友好国家做好准备，一旦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就提出停火建议。他希望英国充分运用其对某些友好国家的影响，使台湾局势在会前不致变得更加严重。梅金斯表示他将向英国政府报告杜勒斯的意见，他个人感到，英国政府是愿意采取同样路线的。他问美国打算请哪个国家提出停火建议。杜勒斯说，他还没有决定，但在他考虑之中的国家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者伊朗。如果黎巴嫩大使马利克（Charles Malik）参加万隆会议，那就请他出头。 杜勒斯再次强调指出，亚非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可能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79～82页。）次日，杜勒斯接见罗慕洛，称，对日和约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中共是否武装进攻台湾、金门、马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万隆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如果能在会上通过一项不赞成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和促成停火的决议，那就可能阻止中共的武装进攻。杜勒斯给了罗慕洛一份简短的决议初稿，罗慕洛表示同意，并称，他将在会上使用这一决议稿。杜勒斯还给了罗慕洛一份阐述美国对台政策的声明，并附有43个文件。（注：《美国外交文件》，1955年～1957年第2卷，463～464页。 ）在得知黎巴嫩的马利克将参加亚非会议后，4月9日杜勒斯再次接见他并面授机宜。杜勒斯强调，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可能就取决于这次会议。中共可能利用会议进行试探，看有多少亚洲国家支持它用武力夺取台湾。另一方面，如有相当多的代表团敦促会议呼吁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那就可能有效阻止中共进行“侵略”。（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年～1957年第21卷，83～84页。）
    三、周恩来力挽狂澜 保证会议大方向
    美国要组织亲美势力在亚非会议上反华反共在当时确实是很有条件的。在所有与会国中，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他28个与会国中，中国只同其中的6个有外交关系， 许多国家与中国素无往来，互不了解，十分隔膜，再加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政策（如中国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误解，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冷漠疏远，或者敌视。有的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大国的压迫和欺侮，对大国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有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怀疑中国有领土“野心”；有的国家在华侨问题上对中国忧心忡忡。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利用、而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如果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亚非会议上，中国的工作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有的虽未参加这些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比日内瓦会议更为复杂。但亚非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有维护和平和独立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接触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争会议成功。代表团的具体做法是：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中国支持它们，不要求它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于可能对中国进行的攻击、诬蔑，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但避免争论。（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38～23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